但在不断的接触和谈判中，美国通用建议采取双方出资建立合资企业的策略，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
1925年，21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在雷诺汽车厂的76号车间里学习当一名钳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早接触当代汽车业的一位，也曾亲身感受过汽车生产模式创造社会财富的惊人能力。。 最好的txt下载网
桑塔纳——成就汽车产业的小轿车（2）
1978年10月至11月，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问了欧洲6个国家的50多个企业和研究单位，这是建国以来机械工业部组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比较系统的一次对外考察。然而，通用认为中国还不需要轿车，也没有生产的条件，特别是零配件的工业基础太差。法国企业觉得返销和外汇平衡有问题。丰田正在热火朝天地和台湾企业洽谈合资。日产只提供下线过时的旧车型……
2002年###主席访问德国大众时，新华社从德国沃尔夫斯堡发回国内的一篇题为“###来到汽车城”的报道中提到，1978年###访问德国时曾来这里考察德国的汽车工业。他当时就产生了把大众汽车技术引入中国的想法。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后，他对具体实施上海与德国大众建立合资企业的计划给予了许多的指导和帮助。
中国桑塔纳之父、上海轿车项目负责人蒋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邓小平向大众提出合资合作的建议后）当时的大众董事长托尼？施米克对此非常积极，他说，“如果中国愿意与大众合作，大众会放弃目前与亚洲另一国家商洽的合作项目”。他同时承诺：“与中国合作，大众公司不仅转让技术，而且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之前我们与多个国家汽车企业的接触中，这是唯一既愿意转让技术又愿意提供资金的企业。
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大众就派人到上海考察上海汽车厂，随即开始了和上汽长达6年的谈判。
然而，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中国还没有健全的法律系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此外，虽然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允许私人拥有汽车，但在80年代初，一辆百元的飞鸽牌自行车对于中国人来说都还是一件让人幻想的奢侈品。在那个人均月收入不到50元的年代，没有人敢想象有一天几十万元的汽车会走进寻常百姓家。
“我们的讨论先从15万的年产量开始，但是中国人的想法是要利用国内价廉的人力成本来组装进口的汽车组件，靠出口成品汽车来获得迫切需要的外汇”，大众汽车前任董事长（1982年—1993年）卡尔？哈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哈恩博士2008年年初在中国出版他的回忆录中文版，作为上海大众谈判中的德方代表，他专门在书中收录了一篇关于上海大众的谈判和成立的文章。
为了测试合作的可行性，双方达成一致，先在上海组装3万辆德国大众的高尔夫汽车。
“而我认为，迅速进入这个在我看来——正如我也一再公开强调的——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中国当时的汽车普及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尼日利亚（每2500个居民才有一辆轿车），且人均收入很低。我们将私人轿车普及的最低门槛定在人均年收入4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但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摘自哈恩博士回忆录《我在大众汽车40年》）
1982年春，大众开始在上海汽车厂试组装500台车。同年，双方签署了一份合同。1983年，在上海西北方30公里远的安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汽车城，中国最早的大众汽车下线。
“我们的中国伙伴最终选中了我们的帕萨特级别的桑塔纳，当时它是在巴西和欧洲生产的，车身尺寸中等大小，在今天看来结构简单，因此相当容易生产。由于最初几年的需求几乎无一例外地限于公务车和出租车（后来桑塔纳也替换了国内全部的日本出租车），桑塔纳最适合中国市场”，哈恩博士在回忆录中写道。
回顾6年谈判的经历，蒋涛说整个项目进行了60多次艰苦的谈判，其中与大众公司谈了29次，最终取得成功。
合资企业的诞生
然而，自从开始在上海组装桑塔纳以后，双方的谈判却陷入停滞。
1984年5月15日，当时的国家副总理###在对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到沃尔夫斯堡参观了大众汽车总部。哈恩博士称其为“命运的一次幸运的安排”。
“（我）参观了最现代化的两条数字控制汽车总装生产线，每条线日装配汽车600辆。还在试车场试坐由哈恩博士驾驶的奥迪车，时速175公里。我自己也开了新产品车‘Student’，车重只有670公斤”，###总理在他的外事日记中写道。“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晚大使馆的答谢宴会），哈恩博士还自己开汽车从400多公里外的沃尔夫斯堡赶到波恩。”。 最好的txt下载网
桑塔纳——成就汽车产业的小轿车（3）
“2003年我在北京和他（###总理）重逢时，他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乘坐的概念车名字叫‘Student’，也记得他曾指出汽车缺少空调”，哈恩博士回忆说。“令大家意外的是，在他动身离开之前，我们约定要在当年的10月签署我们合作项目的成立合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来访给我们的项目带来了突破。”
合同的签署日期早有安排。1984年10月的日程上有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利益至关重要，双方都需要大项目合同的签署来标明中德之间的合作。
1984年10月10日，作为中德双方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德两国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明确了上海大众的总投资额为亿元人民币，中、德各占50％，合作期限计划为25年。10月12日，###陪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席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仪式。
“双方各占50％的合资形式以及合资合同中的大部分条款后来都成为中国合资法律法规中正式条款的参考。直到今天，很多合资企业成立时还依然将当时的一些条款作为依据”，大众中国的张绥新博士坦言道。
“上海大众的诞生结束了中国闭门造车的时代，并且开创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的先河，加速了中国现代汽车业的发展。”
然而，当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安亭诞生时，参加落成典礼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毫不客气地断言，“这就像在一个荒败无援的孤岛上生产轿车，它将是失败的实验！”
创业是艰难的。忽然有一天，零件从集装箱中整齐划一地被吊出，装配无需再用橡皮榔头。面对着这样的景象，上海大众的老员工惊讶不已。那时，车间里根本就没有一条生产流水线，全都靠葫芦吊和长板凳，把从集装箱中吊出的车身放在长凳上，逐个安装零件，再安装4个轮子。
1986年，为了形成完整的汽车工业，也为了协调国产化配套工作，上海市政府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1987年年底，又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会议上确定了首批132个横向配套厂，其中101个已签订了试制协议，共承担零件1438项。
今天，安亭已成为一座样板型的汽车城。那里有现代化的大众汽车生产车间、配套供应厂和大学等，甚至还有了国际F…1赛道。
当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再度到安亭访问上海大众时，他用了“令人惊讶”和“令人难以置信”来形容这个曾被他断言为失败试验的合资厂。
1999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观了上海大众汽车三厂的帕萨特轿车基地后，也感慨地题词：上海大众是中德合作的成功典范！
引进了一个车型，改造了一个行业
回首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30年坎坷之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也不乏合作生产的成功案例。但作为第一个吃改革开放螃蟹的车企合作项目，上海大众在整个汽车产业和中国汽车行业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其中，上海大众对于桑塔纳的国产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当桑塔纳初到上海时，上海大众尴尬地发现国内竟然没有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可以与桑塔纳配套，而且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车外天线和小标牌，而这些只占其零部件总量的％。国产化上不去，整个项目将因CKD的高成本而败下阵来。当时，国家给上海大众的任务就是“首先搞好国产化”。
为加快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进程，在1987年12月召开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倡议，成立“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作为主机厂联系各配套厂的纽带。这一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88年7月，“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自成立以来，共同体为提高上海大众四大系列几十款车型的国产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今，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上海大众也在中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零部件供应网络。现在，上海大众的零部件供应网络已经遍及20个省市，多达400多家会员。
在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上海大众不是唯一的赢家，所有和上海大众共同成长的零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具潜力的汽车市场分得了自己的一杯羹。
“通过多年的国产化努力，大众汽车直接促成了200多家汽车零配件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建立，带动了零配件的国产化进程，建立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基础”，张绥新博士说。
未来的道路，继续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