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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张朝阳又与IDG VC、英特尔投资等多家创业投资机构完成数轮私募，并于2000年登陆纳斯达克。搜狐的上市让张从一文不名的穷学生一跃成为中国的顶级富豪。媒体也将他誉为中国的“数字英雄”，还创造了“知本家”这个词来形容像他这样凭借知识和个人奋斗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朝阳的成功揭开了海外留学人员大规模回国创业的序幕。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兴起了一股建设“孵化器”的热潮。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给予高科技企业房租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培育出下一个搜狐和张朝阳。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内市场的迅速膨胀，中国的创业企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长。
李彦宏和他的百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创业投资的传奇。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李彦宏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学位，并成为最早接触到搜索技术的研发人员之一。1999年，李彦宏回到北京，创立了百度。
自创立之初，百度就受到DFJ、IDG VC等投资机构的青睐。数轮融资之后，百度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的搜索引擎。2005年，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在上市首日其股价就上涨了354％，创美国股市213年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纪录。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志武在接受《南风窗》杂志的专访时谈到，“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百度员工中身价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达到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互联网和资本市场能够使实现财富的速度得到快速提升，这真是令人激动”。
尽管如此，早期的互联网企业，如百度和搜狐，往往被视为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翻版。创业投资家们也常常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中国版的eBay、亚马逊和FACEBOOK。而一些企业家也往往不得不在云山雾罩的介绍之后略带几分尴尬地吹嘘，“我们就是中国版的XXX。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成功”。
创投天堂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也开始思考如何用全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中国市场的独特需求。
学哲学的江南春就是其中一例。大学三年级时，江南春就创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并借此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某日，这个资深广告人在等电梯的无聊时间中盯着电梯间空白的墙壁出神。突然，他意识到这短暂的无聊却可以成为广告主的黄金时间。
江南春随后创立了分众传媒。如今，他的液晶广告屏已经遍布写字楼、大卖场，几乎是无处不在。分众传媒一跃成为中国成功广告公司。这样的表现自然逃不过投资家的眼睛，软银、美商中经合、DFJ、UCI维众投资、鼎晖国际等公司纷纷入股分众，并在分众传媒的成功上市后大赚一笔。
不过，美商中经合却险些错过这桩让他们赚得盆钵满盈的投资。“分众的商业模式是江南春独创的，我们美国的同事看不太懂。幸好我们自己一再坚持才投了这个案子。”几年后，中经合的合伙人张颖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庆幸地说。
在过去几年中，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不断加入到创业投资的大潮中。2001年，联想教父柳传志决定设立联想投资，试水创业投资领域。同一时期成立的深圳创新投、清华力合等创业投资机构在过去两年里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投资案例。
根据本土咨询机构清科集团的统计，2007年中国的创业投资总额达到亿美金，比2006年增长了。同时，在中国的私募基金也在177个项目中投资了亿美金。这些投资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市场。
随着资本的快速流入，中国的创业投资行业似乎泛起了泡沫。投资方开始抱怨：只要是稍微看得上眼的企业，估值都高得离谱，而且总有一堆同行争抢。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中国的创业投资已经到了泡沫破碎的边缘。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这么悲观。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会是创业投资人的天堂”，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创始合伙人阎焱在一次发言中表示。从2001年成立至今，赛富亚洲已经投资了60多家初创企业，目前基金管理规模超过20亿美金。阎焱和他的团队眼光独到，常常是投资某一行业的先行者，目前在美国上市的盛大网络和橡果国际就是赛富的得意之作。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最低效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这反而是一件好事，一个好机会”，这位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如是说，“因为如果我想在中国创造一家企业，尤其是软件等高新技术企业，我要么就从我亲戚那里借钱，要么就只能靠我自己的储蓄，而没有办法去融资。这就形成了创投进入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绝好的契机。另外，政府也在不断推动国企进行私营化改造，这对于创投和私募来讲都是机会”。
但在阎焱看来，在创业投资的大潮中，最大的赢家还是中国的企业家。“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所融到的资本大部分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可以说我们这些投资是创造了双赢的循环周期。对于我们的国际投资者、中国的企业家以及中国经济来说，这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汪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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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外资银行抢滩中国（1）
2007年4月2日，首批获得法人营业执照的4家外资银行——汇丰、花旗、渣打、东亚——在上海正式开业。对于这几家银行而言，这一天的意义远远大于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日子。
法人银行的开业意味着在中国的这些外资银行可以与内资银行享有同样的待遇。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翁富泽认为，法人银行的开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法人银行使我们能够为本地客户提供更广泛的银行服务”，翁富泽称。
至2008年2月底，汇丰在大陆共开设62家网点，包括17家分行与45家支行。而在本地法人注册之前，汇丰仅有35家网点。这些数字向我们证明了在法人银行开业后的1年里汇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其他3家外资银行在本地法人银行开业后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截至2007年年底，除了这4家银行外，另有17家外资银行先后获得了法人营业执照，而且他们大部分都选择将本地法人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
在今日陆家嘴林立的高楼大厦中，就有汇丰大厦、花旗集团大厦以及新建的渣打银行大厦。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历史
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外滩就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外资金融机构。那时的黄浦江西岸被誉为“东方的华尔街”。当时的汇丰银行总部——一座建于1923年的六层圆顶的建筑——是当时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如今，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已成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所在地。
1847年，英国的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是进入我国的第一家外资银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向列强打开了大门，对外贸易逐步活跃，英、美、日等国的银行机构相继进入我国。
截至1935年，共有53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并设有153处网点。
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外资银行的大部分业务都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外资银行都陆续撤出了中国。
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又重新拉开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从个别城市到全国，从外币业务到人民币业务，从境外企业和外籍客户再到本土客户，银行业市场逐步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
1979年，日本进出口银行（后改名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获得批准，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代表处。
两年后，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1949年后首家进入大陆的营业性外资银行。
1985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此后，一批外资银行和金融公司陆续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主要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和独资、合资金融机构。
截至1993年年底，外资银行共在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为89亿美元，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外汇服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政策主要是为在华的外资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
1994年，我国颁布了规范外资银行管理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范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行为，包括市场准入与监管标准，使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更加透明和稳定。
两年后，中央政府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做试点，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深圳成为第二个试点城市。
1994年至1997年，在华的外资银行数量翻了1倍多，达到175家，而其资产总额增长到原来的4倍。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外资银行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扩张更加谨慎，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速度也随之放缓。有些外资银行甚至撤出了中国市场。1998年至2001年，只有15家新的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在华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