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19部分

　　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同志工作消极，这就是破坏革命；还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气氛紧张到极点，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人们感到在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了，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

　　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

　　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维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都在一夜之间均被定为“托匪”。

　　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人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要组织暴动。李毅、陈筹等也确信不疑，，更加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试问，他们既然要搞暴动，为什么又要来送信呢？王须仁布疑兵阵，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说成是“托派”有计划的阴谋行东。陈筹、李毅等人则跑进这个疑阵，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中，于是他们决定，要马上逮捕尹夷僧、袁汝哲。他们首先研究了袁汝哲。

　　袁汝哲的“罪证”是：（1）工作能力差。（2）作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数次布置作为宣传部长的袁汝哲，写日语的标语，袁均未照办，（3）在“肃托”中，除参加一次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他活动均未参家。（4）反托纲领始终没有拟出来。（5）XXX供出他后，表现与平时不大相同。

　　他们又研究了尹夷僧的罪证是：

　　（1）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后领导制止，帮说这是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

　　（2）行军时没有计划是有意制造混。

　　（3）说工作不积极，没有补充棉衣，没有购买子弹。

　　（4）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

　　（5）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主要是尹夷僧率领的游击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均被控为“托匪”。

　　尹夷僧和袁汝哲都是湖西军民十分熟悉和敬佩的党员干部。

　　根据上述尹、袁两位部长的“罪证”，断定尹、袁一定是“托匪”。

　　王须仁等利用请客的名义，把尹夷僧和袁汝哲骗到鱼台县政府逮捕起来。又怕被人发觉，便立即送到三营七连看押。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7、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为了防止被扣上“托匪”帽子而准备杀害的人逃脱和警卫部队发生变乱，王须仁提出到湖东靠近主力，以便得到主力方面王凤鸣的支持。被“托匪事件”惊慌了手脚的李毅、陈筹等人，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就同意了王须仁的建议。他们率领队伍从谷亭镇到达南阳镇。

　　这时，南阳镇公所的同志向他报告了一件事：“镇上有家老乡结婚要放炮仗，因镇上住了部队，恐引起误会，特向首长说明情况。”

　　王须仁随即对李毅等人道：“这是阴谋！袁汝哲他们企图暴动，放爆竹是他们的行动信号，必须马上将他们逮捕审问。”遂把袁汝哲和尹夷僧骗到鱼台县政府，抓了起来。

　　9月14日，王须仁带领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和县政府、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一大队、地委警卫中队等，坐船过了南阳湖，到达山东邹县东南的郭里集，同梁兴初、王凤鸣所领导的苏支四大队结合了。

　　次日，苏支四大队队部的大院里，正准备着召开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和地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会议。

　　会场四周森严壁垒，会场入口处设了双岗，二十响的匣子枪张着大机头。

　　凡参加会议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后就不能随便挪动地方，甚至连大下便页也不许可。到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情都十分沉重。

　　会议由王须仁主持。他向大家讲了发现“托匪”的严重问题后，接着便由王凤鸣出场讲话。

　　王凤鸣用眼扫了一下会场说：“同志们，目前，‘托匪’已经钻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了！你们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代。”

　　全场寂然无声。

　　王须仁急了：“如果你们不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点名啦！”他拿出早已拟好的“托匪名单”念了起来。

　　接着，王须仁索性抛开了名单，见谁的脸色不对就点谁的名，他每点到一个人，就由武装人员先缴了枪，立即绑起来。

　　不一会，部队干部和党政干部七十余人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

　　王须仁还要往下点名，突然，会场里腾地站起一个人，发出一声愤怒的质问，他不禁大吃一惊……

　　当王须仁还要继续点名捕人时，会场里站起一个人，他叫刘葆琴，是鱼台县政府秘书。

　　刘葆琴，　字运宏，生于1916　年，单县城关镇东关街人。1935年考入单县中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队任干事，同年夏转任鱼台县县大队教导员。他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单中支部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战全面爆发，刘葆琴与魏钦公等在单县城组成单县抗日宣传队，从事街头抗日文艺宣传，　演出《天津黑影》　《第一颗炸弹》《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刘葆琴见王须仁如此乱点名抓人，实在忍不住了，便手指着那些被捕的同志大声说道：“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派吗？”

　　王须仁见情况不妙，忙对警卫人员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

　　几个警卫忽地闯上去，把刘葆琴按倒在凳子上，就是一顿猛打，直打得刘葆琴鲜血直流。一个警卫人员又拿来香点燃起来熏烧他的脸。

　　刘葆琴只是痛苦地咬着血唇，但仍不屈服，直至昏死过去。

　　已经被抓起来的一大队副队长秦延奎见此情形，愤怒地骂道：“王须仁，你这个坏蛋，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

　　王须仁道：“托匪胆敢骂人，给他用刑！”

　　王须仁的一个特务兵迅速将秦延奎一脚踢倒。

　　会场一阵骚动。

　　王凤鸣等人把枪一摆：“都不许动，谁动，就是跟托匪一块的。别怪我不客气了！”

　　几个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秦延奎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一阵毒打后，只见秦延奎鼻口流血，在地上翻打滚。

　　一阵过后，秦延奎强忍疼痛，紧咬牙关，大声质问到：“你们哪像党的干部。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这样狠毒？……”

　　王须仁恶狠狠地说：“你这托匪，给谁称同志，谁又是你的同志？党的干部对你这样的托匪决不能心慈手软！”

8、李毅十分苦恼
李毅十分苦恼。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他一直发着低烧。在今天的会上，他还没讲话就被人打断了，而且接着是逮人。他后悔自己不该和王须人一起定那么多的人名子，这些人里有好多人都在用眼睛瞪着他。

　　离开会场，他咳嗽得更厉害，吐出的浓痰里带着鲜红的血丝。

　　李毅想不通，革命怎么这么难！

　　两年前，为了抗日救亡，他响应党的“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的号召，从天津卫来到鲁西南这个偏僻的穷苦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他经受过一次次刀来枪往的血腥考验，闯过了—道道艰苦生活的难关，但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风餐露宿，窝头野菜，加上夜以继日的奔波，身体渐渐垮了下来。湖边“肃托”开始时，他的肺病正在发作，尽管上级巳安排他休息养病，尽管王须仁主动承担了工作重担，可他有一种‘慷慨悲歌赴国难”的革命热忱，有老黄马般的吃苦耐劳精神，又有为党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出于地委书记的强烈责任感，还是尽可能地参与领导了湖边肃托运动。

　　谷亭会议对他启发鼓舞很大，他认为这是一次在苏鲁豫边区创建史上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湖边既然有“托匪”，就不能含糊，就必须彻底肃清。上级既然肯定了前段的肃托成果，就应该进一步抓好。可这例霉的身体使他力不从心，不得不建议领导把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王须仁。对王须仁，应该说他是信赖的，这个经他一手保荐上来的组织部长，是很有办法的。但斗争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