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92部分

　　（２）关于在锄奸事件中被牵连的许多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在锄奸事件紧张时，原在湖西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当时持刀杀人的“区党委”（区党委委员大部分被杀、被捕，实际上只剩了一个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和暗害分子王须仁）还是十分尊重的，当时并没认识到区党委组织已被暗害分子篡夺，而对他不信任，但也有些人看到势头不对，因之采取各种办法逃避杀害，以便继续为党工作。（当然也有些同志由于政治上软弱）如有的同志听说要捕他，他就逃跑了（现有中央计委工作的王光中、高潮同志）有的看见好多党员被杀害就害怕，在一定时期内不和区党委取得联络（现在北京市铁路局工作的王效斌）。至于被捕、被押或被诱而承认自己是托匪的人则更多。这些行为，从个人对于党组织来说，当然是错误的，但因当时情况严重，真伪莫明，一个政治经验不足的人，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确实很难处理，中央决定对他们一律不给处分，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中央一九四五年所作的最后决定，只在一定单位作了传达，现在有些党组织特别是*员不知道湖西锄奸事件是怎么一回事，一看见鉴定表上有“逃跑”、“失掉联系”、“被捕”、“受刑”、“　托匪”等字样，就按照一般问题来处理，这样就使一部分同志在历史鉴定中经常发生苦恼。

　　有上述情况的同志现已分散各地（大部在贵州、北京），在此次审查干部中我已为好几个人作了证明。当然每个党员都把历史弄清楚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对这一具体问题，根据中央决定精神，似不应再作为历史关节看待。（*同志批：可以这样，在各人鉴定表上注明）

　　（３）关于对锄奸事件死难烈士家属的照顾问题：（*同志批：对烈士家属应告郭等注意解释教育，事隔已十六七年，烈士子女已长成，应能自立，除个别确实困难者外，不应再要求什么照顾，这点应告郭等有关同志做些工作）

　　湖西党委，对锄奸事件死难烈士的家属照顾，一向是好的。据我所知，在所有死难烈士家属中，除个别的人（如砀山孟仰陶先生、丰县王敬畏先生等）埋怨较多，要求过高，一贯表示不满外，大多数人是感激毛主席的慰问，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的。但因该地区近年人事变动较大，*员、新干部不了解锄奸事件的经过，不体会死难烈士家属的心情，对家属照顾也有不够的地方，如丰县赵万庆同志（原湖西区党委委员锄奸事件中牺牲）的家属反映：战争中伪军曾拆了他们的房子修碉堡，后来伪军被赶走，他们想把砖头搬回来修补一下房子，但被当地干部推出来。这个反映可能与事实有点出入，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烈士家属是有意见的。

　　在锄奸死难烈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战前的或抗战开始的老党员，他们的家属常常以不死于敌人的法庭而死于自己的刀下（其实是暗害分子拿着刀）为痛。过去因战争紧张，家属分散（地区包括苏北的铜山、丰县、沛县、砀山；皖北的肖县、宿县；鲁西南的单县、金乡、鱼台、腾县等，至于河南的虞城、夏邑有没有，记不清）教育不够，他们对党发生些误解与怨言是难免的。会后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解释，并按革命牺牲烈士家属的待遇予以照顾是很有必要的。

　　（４）关于继续追拿杀人凶手王宏呜的问题：*同志批：王宏呜事可告公安部（我似乎听说王已捕获，未知确否）。

　　去年某月，我曾接到徐州地委李忠（副书记）、吴光道（组织部副部长）两同志一封信，说锄奸事件中主要杀人犯之一王宏呜，现潜伏上海某地，连云港市委已向华东局反映，布置逮捕。他们对这件大事，用便信告诉我原来是不好的，我为了怕失密，没有去信追问（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过云南时，我曾向他谈了）最好请中央转告有关党组织对该凶犯继续追拿法办。

　　（三）最后一点说明：

　　以上意见有些是我个人过去接触的，有些是这次来京后在某些同志处听到的，其中有些事例可能不准确，有些认识可能有错误，我愿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写出我个人的意见，供党参考，其中如有错误之处还望党给我以教育。关于真托匪的鉴别问题，我本应早些向党反映，当时考虑：（１）原来的湖西区党委已分到四个省委去，究竟向谁反映？（２）斗争紧张，中央很忙，不必在增加中央负担，以后再说，因此就搁下来了。昨和江震同志谈话后，他要我写一个简略报告，请中央委托某一单位逐步处理。我这个报告仓促草成，如中央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告我，我当补写或请知道情况更多的同志（如郝中士同志）大家写。

　　此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

9、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郭影秋同志的复信
*中央组织部给郭影秋同志的复信

　　郭影秋同志：

　　六月二十五日关于湖西事件的来信收悉。

　　一、来信中所提的几个遗留问题，我们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

　　（１）湖西事件被害诸人中是否有真托匪问题，目前已无现实意义。但由于在某些同志中对此尚有不同意见，我们即通知江苏、山东省委负责指导徐州、菏泽地委将这一问题查明，并做出正式结论。

　　（２）关于被牵连的一些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我们的意见：通知所在单位，不应做为历史关节问题看待。并在各人的档案材料中注明。由于我们对这些同志现在的工作地点不够了解，尚希望你们能开列一个名单给我们，以便通知有关单位。

　　（３）对死难烈士家属的解释教育问题：确应注意。事件已隔十六、七年，烈士子女已成长，当能自立。因此，除个别确实困难者以外，不应再要求什么照顾。这点，尚望你能告有关同志对死难烈士家属多做一些工作。同时，我们转告江苏、山东省委对确实困难者适当加以照顾。

　　（４）继续追拿杀人凶犯王宏呜问题，我们已告公安部请他们认真追查。

　　二、关于湖西事件的错误，中央早已有明确结论，因此，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已早解决了。至于历史上的责任问题，则不必再提。

　　*中央组织部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
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中央：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个有影响的重大历史冤案，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复查处理，但都没有彻底###纠正。一九四〇年六月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肯定了前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是来历不明和制造“肃托事件”的首要分予，对受奸徒陷害致死不屈者深致哀悼，对“丧失气节自首叛变者”给予纪律处分。同年冬，山东分局派人到湖西贯彻了《训令》的精神，指出湖西肃托犯了扩大化错误，揭发了王须仁的罪恶，对在严刑逼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托派”或牵连到别人的大批被冤枉的同志，都戴上了“自首”、“叛变”、“丧失气节”等帽子，并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肯定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的罪恶，对无辜牺牲者###昭雪，召开被难烈士追悼会，对被难者家属进行安慰抚恤，对因严刑拷打而自首者，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同年秋，山东分局又派人到湖西，按照中央决定作了“再处理”，后来在“再处理”中，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被逼诱承认口供的同志或牵连到别人的大批被冤枉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撤销了处分。通过多次处理，有些问题已基本解决了。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事件的性质没有作出确切结论，致使许多遗留问题的处理不够彻底。有些被害同志的家属在“###”中又被戴上“反属”的帽子，受到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同志的亲属提出了申诉，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也提出意见，建议省委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近，郭影秋、郝中士等同志也给省委来信，并寄来孟静之等四同志所写的《湖西“肃托事件”始末》一文，也建议省委就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等问题彻底予以解决。一九八一年我们在复查原清河区肃托遗留问题时，对湖西肃托也结合作了一些调查。根据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指示和中办发［1981］33号文件精神，重新复查了这一历史冤案。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是从湖边地委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接着扩大到整个苏鲁豫边区。在这个事件中，我党、政、军干部被杀者约三百人，先后被捕受审查者达五、六百人，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罗荣桓、郭洪涛同志赶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据现已查实的材料证明，当时开展这一运动的所谓根据，是发现了“托派分子”、“　托派组织”和“托派暴动计划”，一开始就是采取严刑逼供搞出来的纯属捏造诬陷，毫无事实根据。一九四一年秋，山东分局派员到湖西进行善后处理时，宣布了七个“真托匪”，后来在多次“处理”，“再处理”中，均未曾提及过他们。现已逐个查明，单子英（金乡县）、牛籍庵（单县），两人健在，现已退休，在肃托时并没有参加工作，建国前后经历次政治运动审查，均未发现他们与托派有任何关系。朱华（原江苏铜山县）、朱新民（单县）、王天章（单县）、曹广善（江苏沛县）经过多次审查，与托派毫无关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