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开始
从“建设”的失败中转过身来的鲁迅，再一次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征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与重估。这样的怀疑、否定与重估，因为经历了“建设”的失败，使鲁迅深刻地感受到在文化“铁屋”中建设新文化的困难、感受到进行“建设”必须首先要“破坏”，因而在同时代的批评家中显得尤为深刻与彻底。
鲁迅只是一直往前走，有一种永往直前的勇气与性格。
他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评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付出全部的热情与生命。走向批评的鲁迅，始终没有再次回到当初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来，尽管他的批评本是从“建设”出发的。他在批评的世界中沉入太深，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战斗太酣畅，以至无暇回头。
纵观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评，在批评的内容与批评的方式上，前后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特征。因此，我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批判时期和解构时期。
从早年写作文言论文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之后，直到他集中创作《故事新编》之前，是鲁迅创作生涯的主要时期，其时间跨度也占了鲁迅创作生涯的大半，其作品也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将它称作鲁迅的批判时期。
尽管将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视为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时期让人感觉大而无当，但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将它视为一个整体。鲁迅这时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最深刻的揭露，对中国腐朽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者们进行了最执着的战斗——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与写作文言论文时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鲁迅完全不一样，与写作《故事新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鲁迅也迥然不同。在批判时期，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否定与怀疑的，他所进行的工作则是：激烈的批判。
《故事新编》的创作期，我们称之为解构时期。这时期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更深刻的否定、怀疑与价值重估。
两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鲁迅批评的基本特征得出的。虽然我认为这种划分应该大致以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在厦门重新开始以历史题材作小说为界，但这并不表示两个时期有着截然的界限或明确的断面。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本身是个渐变的过程；况且，鲁迅的解构，本身也是从批判中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一些解构方法的使用，甚至在鲁迅很早的作品中就有点点滴滴的影子。退而言之，解构，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批判。
无论是批判还是解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从没有中断过，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几乎所有鲁迅评论家者都不怀疑的就是鲁迅的这种批评思想。可惜的是，很多人只粗略地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与斗争，停留在一般的定性的分析上，却看不到鲁迅的这些斗争中的更为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鲁迅何样的体验、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只有对此加以细辨，我们对鲁迅的理解才能更趋完整与深入。
批判了什么
在理解鲁迅的解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因为他的解构，乃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的。前文已经述及，鲁迅的批判，是在他“建设”的失败之后进行的，这让他的批判更具针对性和彻底性。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在鲁迅的批判时期，他到底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哪些内容作了批判？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对鲁迅的几乎全部作品进行分析与归纳。由于这个庞大的课题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不是我如此才疏学浅之辈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通过他的不同的体裁作品，分别看看鲁迅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方向。
短篇小说，是鲁迅向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娴熟运用的一种文学体裁。鲁迅充分利用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描述社会环境的功能及丰富的内涵特征，刻画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下罪恶的世态万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农民、旧文人、新文化运动者、革命者、小知识分子等的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命运，并以其不同命运折射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的精神危机。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其立意基本上是从正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无情批判。《狂人日记》以寓言式的结构，站在现代文化的至高点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的、本质的揭示，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其它篇目，则多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如，《孔乙已》与《白光》，揭示了科举制度下的旧文人必然的悲惨命运，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药》、《头发的故事》和《风波》揭示的则是下层群众在革命面前的愚昧与麻木。《药》通过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做成“人血馒头”治病，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控制下，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而这种愚昧无知又使得革命者的实践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之中。在《明天》中，单四嫂子在儿子病危中求告无路，引来的不是相助反而是乘人之危，提示了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长期愚化了的人们的麻木与冷漠，以及在身处这种麻木与冷漠之中的普通人们的悲惨命运。统治者长期的愚民专制，造就的则是国民昏庸的个性与顽固的劣根性。《端午节》塑造了一个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思想不严谨、遇事不计较、好搅糨糊的“差不多”先生，以“‘差不多’三字，抹平了自己的愤愤之情，化解了和旧社会奋斗的勇气，以近于‘无是非之心’，为自已营造了一条闭眼不看现实的逃路”（王景山语），变成昏庸无能之辈。《阿Q正传》展现的是一幅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关系严重扭曲的社会综合图景，重点对传统专制文化所产生的国民劣根性、对革命的消解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呐喊》中的其它篇目如《一件小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则应该看作散文。）
《彷徨》较之于《呐喊》又有了新的变化。它除了与《呐喊》一样正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之外，还通过塑造社会革新者的形象，通过展示革命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生活中的必须的悲剧性命运，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力量的反动本质和进行思想启蒙所面临的斗争的复杂性。《彷徨》共11篇，依据其所揭示的社会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如《呐喊》一样，直接对旧文化、旧社会的批判。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深刻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派生的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表现了中国社会妇女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的压迫。《示众》揭露的则是旧文化长期的专制控制，造成了人们麻木、愚昧的看客心态，而普遍的看客心态则又反过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另一类是通过革命者失败的命运，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社会变革力量的特征。《在酒楼上》，通过主人公吕纬甫个人生活的沉沦，勾画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势力依然在毁灭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孤独者》中，通过魏连殳的悲剧，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新生革命人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围中难以避免地陷入思想苦闷、失望以及消极颓唐的心境，揭示了旧文化势力的强大以及革新者的困境。《伤逝》则描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家庭的反抗，而主人公最终的失败无不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反抗的复杂性。在《长明灯》中则是直接对代表旧文化的“长明灯”的否定，批判了旧文化在群众中间的根深柢固。
杂文是鲁迅作品中篇幅最多的作品，也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最直接的体裁形式。鲁迅大量的杂文作品不但使杂文这一体裁更加成熟，而且使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显得十分深刻。
鲁迅运用杂文、杂感的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犀利泼辣的特点，迅速、准确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与小说相比较，鲁迅杂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直接；二是零星。所谓直接，就是鲁迅的杂文总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批判，直陈弊病的所在，毫不讳言，直截了当。鲁迅的杂文与杂感，大多由一件具体事情引申开去，点破事情本身的文化内涵，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分析，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如，《我之节烈观》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节烈观”进行的深入分析，指出其荒谬的本质属性，从而深刻否定了旧文化下的“节烈观”。所谓零星，就是鲁迅杂文的整体而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塔进行的不是整体式的批判，也不是系统性的批判，而是紧紧抓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问题，纠住主要环节，一点点地蚕食式地进行批判。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用西方现代理性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这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性。但由于杂文批判主题的直接性、时效性，在批判的内容上因而缺少协同性、系统性。鲁迅的杂文有相当一部分起因于他与当时各路知识分子的论争，他总是从所论争的话题或主题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批判的，因而这些杂文带有“问题”性质，使得其杂文的批判，在内容上对于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言是零敲碎打的、零星分散的、“抓住一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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