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客人可在这里静静地跳一个平和的舞，宣泄一下积郁的情绪。
一对已办完的离婚手续的中年男女，正在这里默默地饮酒，轻声地交谈。
……
他站起来，向服务员做了个手势，票子扔在桌。那女士拦住他：“今天我付款。”
“老规矩。”男的站起身走了。
女服务员递过一张纪念卡，把那男的送出门去，不说“欢迎你再来”，而说“您慢走”。
“摔打摔打吧！娇生惯养，中国没希望。”
1990年7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北京出现中国第一个“儿童减肥训练班”，16位老师运用西方的营养方法和自我形象概念来帮助这些孩子。在中西音乐的伴奏下，儿童们进行从心肺健身到瑜珈功等各种练习，催眠术也被用来帮助孩子减轻体重。“当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以后，中国的父母很难拒绝独生子女的要求，缺乏原则的溺爱所导致的显然不仅仅是肥胖问题。”
9月22日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在一场名为“童星闪烁”的儿童操中，1300个孩子的表演整齐划一。上场前，一个叫黄涛的孩子发烧39度，父母给他吃了退烧药，送到老师手中，说：“摔打摔打吧！娇生惯养，中国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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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
“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
1990年，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如是说。当年复旦搞了一次“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的调查，结果发现，10％在闲聊，10％看电视，7％看消闲书，7％谈恋爱。很多闷得发慌的男生以追求女孩子为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一个男生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
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打麻将，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托派”们唱校园歌曲《出国谣》：“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嘴里ABC，耳边单放机。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另一首流行的校园歌曲名为：《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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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言放”
“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1990年11月，北京市牛奶公司准备把普通牛奶换成维生素AD强化奶，每袋（250克）强化奶涨价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219万元；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是这么说的：“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1990年第4期的《南风窗》杂志发表文章《“名仕”风波前前后后》，报道当年2月广州新大地宾馆私人承包的“名仕*”烫一个发收763元，称之为“中国第一发”。到了2008年，这个称号转让给郑州一家名叫保罗国际的理发店：两个女生剪发，收费万元。
1990年9月11日，新华社发了一篇《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商业部长胡平买了双皮鞋，穿上脚不到24小时；后跟就掉了一块。这件事最近在商业部机关大楼里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痛斥伪劣商品的话题。
7月12日下午，胡平在湖北省调查研究，逛了逛武汉百货商场。在皮鞋柜台前，胡平看中了一双带网眼的棕色牛皮鞋，试了一双，号不合适；又试了一双，正好；于是付款元，买下了这双鞋，并当场穿上新鞋，继续参观。
之后，胡平穿着这双鞋走访了粮库、肉联厂和服装学院，13日下午回到北京，谁知到家一脱鞋，就发现右脚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翻过来，调过去，细看才发现这双鞋既没有商标，也没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两个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若是普通消费者呢？”
向人民保证
“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1990年亚运会前，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兼工程总指挥部指挥长、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在一次会上说。“跳楼市长”的称呼不胫而走。张百发回到工程总指挥部，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我可许愿了啊，工程哪儿耽误了我要跳楼，我告诉你们，我要跳楼以前你们全得给我跳下去，我要跳我也是最后一个。”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向市民郑重承诺：今后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百分之百不出*案件，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39位市级领导签名承诺廉洁从政。
“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十一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针对有人对“投反对票就永远记录在案”的担忧，电子表决系统总设计师林达亮如此宣称。
此后，广东、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中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说。
2004年3月24日，广州市人大又开先河，采用无线电子表决器。同年3月，童海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从下届人大开始，全国自上而下应一律使用表决器的形式进行表决”。
2007年，一名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当年2月11日的地方党报。报纸头版有一张“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的彩色图片，图片上，一个个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举起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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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无病，盲流有梦
同性恋患者
1991年，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难以定性，逐级上报至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同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降薪一级；背上了性骚扰罪名，被调离教学岗位。当时，校方让他去医院，期望由医生诊断他为“无责任能力”的“同性恋患者”，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
2001年，崔子恩重返讲台，讲授“同性恋电影”和“中国地下电影”课程。
盲流
1991年10月24日，民政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劝阻劝返外流灾民工作的通知》。此前，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一篇题为《中国梦之1991年？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的文章这样写道：
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钱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至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挺好的，怎么你就活不下去？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
1991年7月，*来到北京，登长城，逛故宫，在军事博物馆一辆涂有红五角星标志的坦克前留了一张影。
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1991年，崔健发行了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第二张专辑《解决》，专辑中的一首歌《一块红布》这样唱道：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