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更不承认什么“无形资产”了。诚然，这一段可怕、可悲又可笑的历史已经过去，然而这种意识还根深蒂固，阴影不散，与我上面所举的旧观念纽结在一起，仍是我们现在的主流文化及文化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至今影响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目前国企改革的艰难，不能说与陈旧观念的阻碍无关。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5）
在市场经济开始萌芽的古代，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计量的，那时的“劳动”当然只能主要是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可以说“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但世界迅猛发展到现代，商品价值内含的体力劳动即简单劳动量越来越少，在当代某些高科技产品中，内含的简单劳动量微弱到几乎可以不计，比如大家使用的手机，你说它里面有多少体力劳动的含量？越是精密的高端产品里面的体力劳动量越少。体力劳动已经被科学技术所替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按中共十五大文件规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我们对特定的商品及服务进行科学地量析后，可以看出越是新商品、新服务，越是优质商品优质服务，其中科技、智慧与创意的含量就越大、越重要。那么，各种生产要素在按比例进行分配时，投入科技智慧及组织管理生产服务的那一方，就应该多得。在某些科技、文化产品及服务实现了交换取得收益之后，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者、管理者，有可能应该分得的份额比投入简单劳动者应得的份额超过百倍千倍。这既是符合当代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共十五大精神。这也就是彼尔·盖茨何以从一个大学生在短短的2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首富的根据所在。谁也不能说他是剥削手下工人发的财。一个资本家要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规律靠剥削工人的劳动掠取如此巨大的财富（以600亿美元计），在所有社会历史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也至少需要500年。何况彼尔·盖茨创办的“微软”就制造了几百个亿万富翁。
但是，在我国，根本不可能进行那样合理的分配。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管理者，远远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因为在长达20余年的“极左路线”统治与所谓“计划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失误，在最后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形成了极端的权力“两极分化”。现代中国从未产生出有独立财产事业的、能使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弱势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弱势群体因其数量之庞大而转为强势，庞大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成为国家在制订方方面面政策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重点，并且在社会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很重的份量。现在，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即将进入WTO的时代，他们虽然创造的财富量较少，其中许多人还根本不创造财富或是进行着无效劳动浪费资源，国家也要从社会创造出的财富总量中分出一部分份额来养活安抚他们。但国家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只能从创造者应得的份额中以各种方式划出部分来匀给他们。其实也不必再采用什么方式，被贬低的脑力劳动与被抬高的体力劳动之间分配不公的模式，在前几十年“极左”时期就几乎牢不可破地固定了。何况，“不患贫而患不均”早已成了我们文化的基因。所以，分配制度的改革面对现实的与文化的强大阻力，要想适应新经济时代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国很不容易成为科技大国的一个内在原因。
简单地说，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的特征就是知识、智慧等等脑力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主力当然应该分得创造出的财富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国很难实现，连推行国有企业中的“期权股”都很难。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贫富差别已经稍稍反映出人口中的知识智慧差距，遗憾的是这种正当的收入差别没有条件贯彻到底。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我国国民中的知识智慧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存在着严重的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今天一些人大喊大叫“贫富两极分化”不得了，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的反映。如果在分配上真正反映出知识智慧的“两极分化”，那么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开始兑现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试图扭转“极左”时期固定的分配不公还刚有点苗头时，在贫富的“两极分化”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相当大的势力忧心忡忡，高喊必须起来阻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了。这证明了我以上所说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据的重大份量。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6）
我们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的“两极分化”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仍然有大量因“权钱交易”而致富的人。这种“富人”与用诚实劳动包括脑力劳动（投资及管理也是脑力劳动）而致富的人搅在一起，剥离不开，从而使成长于“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穷得光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人们，对所有的富人更加深了对立怀疑情绪。请各位注意，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群众，这种对立怀疑情绪越严重。
说白了，现在我们靠什么来挽救中国，振兴中华？除了邓小平理论及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确领导的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靠的就是资本、科技与脑力劳动，而不是被称为“劳动人民”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共从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扩展为“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过去，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高附加值，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担当了社会生产、交换及服务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我国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资本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承担风险。资本投入并建设了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赚钱不赚钱，成功不成功，都得给工作支付工资，工人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的成败无关。企业项目一旦失败，资本就会蚀本甚至完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而工人的收入总是稳定的。这种风险，也应该计算到生产要素中去，从而应使资本有更大的分配权与分配份额。在经济学原理上讲，这完全是合理的。今天，到处有企业主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拖欠工人工资几乎成了常规，这是企业主把应该由他承担的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仅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更是犯罪的。可是却没有受到有力的打击。
因为在短短时间里我不能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以上讲的话可能很不准确。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在的主流文化中有许多有利于民族团结、人民和睦相处、互相敬爱尊重的好的因子，也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磨擦争斗的不良因子，后者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被推到极端从而影响无比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已经被“文革”改造过了，所以我才特别提请诸位注意。
以上是从国家整体分配上说的，就一个企业来说，从一切生产要素都能参与分配的原则出发，应该让员工明白在当代社会，资本、经营理念与管理在生产服务中起的决定性作用，这部分生产要素得到高额分配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你决不能一开始管理，就用一群与你怀有对立怀疑情绪的员工。诚然，绝大多数员工只是抱着“打工挣钱”的态度而极少考虑其他，但为了你企业的安宁，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是要让你手下人明白。也许你一下子向员工交待不清楚，但在你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怎样从心理上、习惯意识上及行为上逐渐让员工转变到现代意识上来，是放在有别于西方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特殊课题。
要让员工认识并且感觉到：员工是因有老板才有饭吃；老板和员工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服务。
（此处略去1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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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1）
——《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序
认识东东，还是在北京她任职于《中国改革报》的时候。历次全国人大、政协大会即通常说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除了在大会堂及驻地开会讨论，还有频繁的会外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联络关系、建立友谊，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地方争取“名利”。我已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以为将“两会”称之为“名利场”不算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个“名利场”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不趁此机会运用自己的能量为自己的选区扬名，为自己选区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反而算失职了。而要能扬名获利，就离不开传媒。于是，各大媒体的记者就活跃在“两会”的会内会外。东东虽是《中国改革报》的负责人，不是驻会记者，但我在好几处小型聚会都见过她的身影。她善于倾听，也就是说她会和蔼可亲地、机敏地用一两句话引导谈话对象的话题，并能敏锐地把握谈话者的谈话要点。她的话不多，而我从她的微笑中可看出她每次与谈话对象的交谈都有所收获。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我还不知道她能写。
后来，她调到宁夏工作，却成了我的领导，我们两人见面相视一笑，大概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