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主流文化反映的是朝廷的意志，供少数人享受的，而在官方文化之外，更大量的是民间创造的文化。什么叫“文化”，那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表现。这当然只有最贴近生活、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以及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代表人物最具有创造力。在相对太平时期，人们对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和对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同样迫切，饱暖之后就需要精神享受，要娱乐、要玩耍、要观赏和阅读。王公贵胄有王公贵胄的玩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玩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玩法，因而，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品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齐上的多样化的文化创造与创新，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数千年积累下来，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文化遗产，今天成为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自豪的资本。
宫廷和王公贵胄的文化生活是靠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班人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那可说是封建国家的“文化事业”，但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想过文化生活就得花钱，一般官员过文化生活也得自己掏腰包。即使“公款消费”，也是一种消费。上有所好，下必随之，上层喜欢“声色犬马”，老百姓当然也喜欢“声色犬马”，不过档次有高低差别罢了。于是，不止是各类戏曲杂技，印刷出版、舞榭歌台、园林布局、玩物摆设、首饰佩戴、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的制作等等自然而然地逐渐产生。有想满足精神生活欲求的消费者，必然会出现满足这种欲求的生产者、供货商，这样，文化产业便应运而生。中国首先发明造纸与活字印刷术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国社会在很早以前就对文化成果的载体——书籍有大量需求的必然结果。历朝历代实施的“开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促使私人学校长盛不衰，莘莘学子对书籍等文化用品的需求量很大。从《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中可看出，当时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开封街市上，属于文化生活这类的买卖就很兴旺。证明早在宋代，中国的文化产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2）
对书籍的需求还只限在读书人范围，可是那时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盲，所以，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还是说书人和各类地方戏曲的草台班子。在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和马致远的知名度不下于莎士比亚在英国的知名度，可见，中国戏曲的兴盛要早于英国300年；说书人的演出方式更为简单，只要怀揣一块惊堂木便能四处卖艺，所以他们不止活跃在茶肆酒楼，凡有村庄院落的地方都会有说书人演唱。著名的说书人和各类地方戏的草台班子里的主角，是当时的娱乐明星。很多资料表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明星大腕，并且各自拥有各自的“粉丝”。现在被我们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根据说书人的话本加工创作的，可见这些文化产业工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贡献。明末的说书人柳敬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看来，当时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并不菲薄。柳敬亭先是和反清的政治人物来往，是反清名将左良玉的座上客，明朝灭亡后却随着清朝的漕运大臣到北京去演出，一时轰动京师，又可见封建王朝对这些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还是相当宽容的，即使在“文字狱”肆虐的时期，封建王朝对在民间流动的文化产业工作者也“鞭长莫及”，无法干预，他们还享有一定的自由。
几千年来，中国处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物质生活简单，包括县城的富裕阶层在内，很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是不需花钱买的。要花钱的就是文化生活的消费了。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那时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据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就是在16世纪前，中国的GDP占整个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中国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难道他们真正拿瓷碗吃饭，用瓷坛子腌酸菜？不是的。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了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
二、现行的文化体制造成中国文化落后的局面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以后，所有的文化产业、文化活动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体系和事业体系。不止是广播、电影、电视，历史上一直笙歌不绝的戏曲歌舞都成了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从高层到底层的一切文化活动，全部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的活动，全国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成了政府行为。文化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必需依赖的母体是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成了独特的宣传手段和战斗武器，被赋予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至整个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就贫瘠化了。当然，从此之后，国家再没有什么文化产业了，只有由国家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调拨经费的文化事业了。作曲家、剧作家、演职人员，不管是明星大腕或是跑龙套的，统统获得公职，成了国家干部。梅兰芳、马连良和敲锣打鼓的一样，一律称为“文艺工作者”。连一向活跃在民间的说相声的、耍杂技的、变戏法的、说评书的以及更多的地方戏草台班子中的各类大小角色，也是“文艺工作者”。行政上归属各地方的文化厅、文化局及群众艺术馆管理，人员纳入编制，按月发放工资；业务上由各地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下属各“协会”指导，思想上由宣传部门掌握。初看起来，这大大提高了原先被称为“优伶”、“戏子”的艺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当他们开始被收编时无不欢欣鼓舞，高呼“万岁”，但不久他们就发现，所谓的“文艺工作者”再没有一点自由发挥、自行发展的余地。他们除了国家之外也再没有另一个买方，政府就是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买主，“顾客就是上帝”，他们的上帝就是政府，他们必须完全听从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人。在文化创造与创新中排斥个体性，强调并突出的是集体性。在这种体制下，再不可能出现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人物和天才了。更奇怪的是，凡冒尖的艺术人才必定倒霉，非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打下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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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概谈（3）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种文化事业的管理方式造成的人才资源和艺术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配置资源的文化事业，既然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一不包的“大而全”，势必使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奋起追求“小而全”。全国每个省、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我所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1959年成立时还不到二百万人，不但成立了电影制片厂，还从浙江调来许多优秀的越剧演员成立起“宁夏越剧团”。试想，宁夏有几个人欣赏越剧？压根儿没有观众。演员们长期闲置，几年下来就把宝贵的艺术青春丧失了，最后变成一群领退休工资过日子的老太太；宁夏电影制片厂在40多年中只拍摄了5部电影。
且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毁灭性的破坏，这种不合理、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体制，就不但扼杀了文化产业的生存空间，更紧紧地束缚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仅仅通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经济上就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很快成为世界上的第四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在文化方面至今我们还没有摆脱落后面貌。“破”了旧文化，“新”文化又没“立”起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沦为边缘文化，我国早已失去了文化出口大国的风光，沦落为一个文化进口大国，只能用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顺差，来弥补文化产品的进口逆差。自开放后的20多年来，我们大陆的文化生态先是被“港台风”冲击，继之被“日流”冲击，现在又被“韩流”冲击。我们的文化生态比自然生态还要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的主体文化、本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所有的文化事业单位都成了国家的包袱，浪费了大量资源又没有创新能力，这才迫使我们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现在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思路是，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改革的步子迈的却并不大，远远落在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的后面。今天，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已大大超过其传统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2004年韩国仅电视剧一个品种的出口额即达到7400多万美元，几乎与他们的汽车出口额相等。文化产业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在发达国家充分显现出来。而我国呢？据统计，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或者叫做文化事业所创造的产值，仅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至于文化产品的出口更微乎其微，与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额简直不成比例。2004年我们生产了几万集电视剧，能够播出的只占三分之一；2004年生产的电影是212部，但上映的不足50部，把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