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的文化传承。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向极左偏离，我们惯于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文化贴上阶级和社会形态的标签，而种种标签都出于主观臆断，没有实质性的标准，致使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处处是禁区雷区。排斥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化，也扼杀了自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最后走到极端，竟发生了一场以“文化”冠名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文化领域更成了重灾区。
“###”重要思想关于文化的表述，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构建了无限广阔的平台。“###”之间是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的，“###”重要思想告诉我们：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这给我们在文化上的继承、创造、创新树立了一个宽阔的基准。文化的先进与否，只能通过社会效益去检验，而没有其他任何主观的判断。破除了文化上不必要的阶级和社会形态的壁垒，从此彻底甩掉了令人恐惧的“帽子辫子棍子”，清除了我们吸纳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化的一切障碍，更重要的是释放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创造性、创新精神和文化生产力，中国文化的前景必将绚丽多彩。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市化的进程，小康社会必然会生成与往日社会文化有所不同的小康社会的文化，各个扩大了的城市和新兴城市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各个不同阶层，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追求。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将会有一个异彩纷呈的多样化局面。而“###”重要思想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具有海量的包容性，所以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一种多样性文化的出现，主动迎接正在探索中成长的新文化，给予新文化的成长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但有关文化建设方面，在我们目前建设小康社会和城市化的规划中，力度还很不够，有待加强。
对“###”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即：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相辅相成，而且同等重要的。不能设想小康社会和城市化建设仅仅是物质性的目标，没有文化的富裕生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穷。自邓小平同志1992年提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以来，我国的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综合国力的研究，都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各方面国情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生存力、发展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可是，我们的注意力多半放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上，对文化，特别是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综合国力主要的构成要素，还认识不足。在我们的宣传上，常偏重于要力争建设一个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政治大国，没有充分表现出要建设一个文化大国的雄心。从学校教育到整个社会风气，都有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然而我们不能设想在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中缺少人文科学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支撑，还能建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
文化不仅是人的成长环境也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环境，而先进文化，正是政治文明的基础。
众所周知，经济可以达到全球一体化，金融可以达到全球一体化，但决不可能有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整个人类的文化是靠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荟萃才辉煌灿烂的。中国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和创新固有的传统文化。而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恰恰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强项。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为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核心文化，“中国”这个品牌的主要内涵是我国独特的文化而不仅仅是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建设文化大国（2）
过去，我们提到文化建设，惯常说“文化事业”，后来提出了“文化产业”。虽然“文化产业”的概念出现很早，但是正式公开提出是###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当时将“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与“文化事业”并列。这等于给我国的文化发展安上的轮子，同时，对我国来说也将是一个新的经济支柱。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个别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的输出额已经超过了工农业产品的输出额。在我国，文化产业还刚刚起步。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产业化才是振兴文化的主要动力。只有文化产业化才能调动起更多的人从事文化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人们扬长避短地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放到市场，才能从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先进性或先进的程度。只有文化产业化才能繁荣我国的文化，使我们的文化更为精致，更具吸引力。也只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展现出大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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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级地方政府有法定的监督权力，各级地方人民政协也对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有监督作用，但长期以来，各地人大政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既无监督能力也无实施监督的机制。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地方媒体宣传的轰轰烈烈，而人民群众对“两会”既无期盼更无兴趣。地方人大政协每年开一次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会议结束，地方官员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代表委员对其社会职务也只当作一种“荣誉”，每年来应酬一番。除了在换届选举时走过场，地方两个重要政治机构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生活毫无影响，不能不说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一大缺憾。怎样突现地方人大政协在法律上应有的地位，发挥法律上应有的政治作用，使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决定和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已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议题。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直至乡镇城区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行政区还设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超过200万名。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应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起到严密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检举揭发出的贪官污吏，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经由肩负监督职责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其实，地方党政机关中某些官员违规乱纪、滥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敷衍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首先应该是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人早有体察风闻，可是这些代表委员面对地方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往往是“集体失语”。人民群众对地方“两会”及其代表委员漠然视之，从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有一条通过人大代表提出自己诉求的正常渠道。中国特有的“上访”现象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都暴露出人大代表在公权与民众之间不存在有效沟通，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代表委员也不知道自己代表哪个群体，当然也无从向民众征询意见。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其来源一个是地方党委政府，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个来源是在即将召开“两会”时向媒体征询。地方人大代表向媒体征询提案，居然还当作正面新闻广泛报道，似乎媒体比人大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群众。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说明很多人大代表就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每年花费巨大社会资源召开地方“两会”，却不能取得相应的政治效果；地方的代表委员和地方人民群众两张皮，互不关联，这种政治生态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应该说，一些地方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是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的，是有正义感并愿向贪腐渎职的官员作斗争的，但是地方“两会”中却没有这样的气氛和语境。关键在于两点：一、代表委员中很大部分人是地方各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即所谓的“圈内人”，他们本身在地方上就与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联系，甚至是利益对立者；二、地方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质询机制。
因而，提案人建议：
一、减少地方“两会”中各级现职官员和部门负责人名额，不要把地方“两会”开成扩大的“政府工作会议”。增加当地社会各阶层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容纳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让代表委员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扩大基层自报参选人民代表的名额，鼓励人民群众中的有识之士“高调问政”。强化地方人大、政协与地方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地方人大、政协真正能够反映地方上各个不同阶层的诉求。以此为基点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二、地方“两会”中应有质询机制，在议事日程中延长代表委员发言时间，容许代表委员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出质询，并有质询能得到回复和结果、质询人也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保障机制。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文化氛围。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宪法规定我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类，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由各地政府管理，而城市与城郊的很多国有土地则已属于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群众团体、机关学校等单位。实际上，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地方政府所有化”和“单位所有化”了。而在农村，名义上是村镇人人都有一份的集体土地，农民却无权过问，所有权基本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已“村镇干部所有化”甚至“村官所有化”了。“三农问题”提了多年，虽在很多地方使农村改观，但并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