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了好几次路，最后才找到奥多家的红土茅草房。奥多正坐在堂屋里搓绳子。我们握了握手，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背向房门。他手里干着活，连说了几声“欢迎”。
“真抱歉，我没有柯拉果①来招待你了，”他表示歉意后，重新系了一下刚才没有拉紧的绳结。“今天早上才吃光的。自从这屋子的女人住了医院，就没人照管家务了。”他叹道。
“但愿她很快就会平安出院。”
“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我问起了艾迪娜。
“她正在做饭，准备送到医院去，”他冷冷地回答。
“我的朋友南加部长让我替他传个信。”
“你是我女婿的朋友？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从博里来的啰？”
“正是。我昨天才回来。”
“真的？你走时他好吗？”
“他很好。”
由于我占据着有利的位置，艾迪娜一进屋，我就看见了。我猜想，她一定在手掌里倒了一点水，拍洗了一下脸；她向我们走来时，正拉起缠腰布的一角擦脸。她一出现在堂屋里，我的自制力一下子离我远去了。我应该像个男人——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那样，端坐在那里，但我没有，我立马站了起来，跟那些有女性恐惧症的英国人似的。她微微皱起眉头，竭力回忆我这个人。
“我是语言学校的老师，”我自我介绍，声音有点沙哑，“南加部长演说的那一天我们见过……”
“噢，想起来了，我们见过，”她快活地笑着说，“您是萨马鲁先生。”
“一点不错，”我畅快极了，飘飘然地说，“你不但美丽，还有那么好的记性。”我用英语说，这样她爸爸就听不懂了。
“谢谢。”
也许因为她的衣着和她正在操持的家务，也许不过因为自十月以来她又长大了一点，不管什么原因，她现在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女郎，再也不像一个等着被送回女校的女学生了。
“请坐，老师。”她父亲说，我看出他有点不耐烦。接着他转向女儿，说我从博里带来了一个口信。她圆圆的大眼睛盯向我。
“其实没什么大事，”我发窘了，“南加部长说我应该回来向你问个好，并问问你妈妈的情况。”
“你可以告诉他，她还在住院，”艾迪娜的父亲厌烦地说，‘告诉他，她吃药花了许多钱，她今年既没栽巴拉塔树，也没种木薯。”
艾迪娜用英语说，她必须赶在一点之前把饭做好，给妈妈送去，不然护士就不让她进去了。她淡淡地笑笑，转身就走，我第一次有机会注意到，她的背部也像她的前面一样完美无缺——真是万里挑一的人才。我注视着她迈出的每一步，直到她转进屋不见。
于是，我只好同她贪得无厌的父亲单独坐在一起了，我们几乎没再说什么话。我就那么坐着，坐着，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该起身走吗？那可是再蠢不过了。我忽然产生一个美妙的想法。为什么不提出让她搭我的自行车到医院去呢？去医院少说有两英里，我车后的篮子很坚固，食物的盘子可以拴在上面。
“既然来了，”我对忙碌的主人说，“我应该去看望一下艾迪娜的妈妈，回头我给南加部长写信时，也好向他交代。”
“别听我女儿的话，”他停下手上的活计，抬起眼睛对我说，“告诉我女婿，他岳母的病几乎让我倾家荡产。”
“我当然会对他说，”我告诉他。我现在看清了，不管你把他想成哪一种人，反正你别想绕过他去接近他的女儿。
对我的提议，艾迪娜并不感到惊奇；她显然是容易相信别人的人——这是个好兆头。我把盛满饭菜的旅行饭盒系在篮子上，开始蹬车。她在我的双臂中挨得那么近，头发上的香水味直冲我的鼻孔，如果我有心来想想这些的话，我会激动得瘫倒在地的。我当然没有那样。一路上，山路盘旋，虽说不上陡峭，也足够让人心惊胆战的，带着这样一位乘客，我可不能承认自己已经累得不行了。我飞快地蹬上小土包，直到我的心脏跳得像篝火一样猛烈。咳，我真笨。
“你劲儿真大，”艾迪娜说。
“是吗？”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喘息中喷出来的声音。这时，我绕过又一座小山峰。
“你就像吃木薯似的，把这些小山都吃掉了。”
话还没说完，一只呆头呆脑的山羊领着四五只小羊羔从我左面的路边冲上来。我来了个急刹车。不巧，艾迪娜的后背正倒在我的左臂上，以致我无法捏紧左手煞。只有前煞煞住了，车子向前一冲，摔在路旁。我站起身，立即冲过去把她扶起来。之后，我转过身，看到撒在沙石路上的饭和汤。
“这不怪你，”她说，“都怪那群蠢羊。”
“欧，天啊！”我说，“艾迪娜，真对不起。”她弯腰拾起饭盒，用树叶擦去上面的沙子和溢出的汤。使我吃惊的是，她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妈妈今天要饿死了”之类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她的哭也许是因为掉在地上的饭菜表明她家很穷，这刺伤了她的自尊心。不过，也许我想错了。此刻，我真是心烦意乱。
“她能吃面包和腌牛肉吗？”我问。“我们可以在医院外面给她买点吃的。”
“我没带钱，”艾迪娜说。
“我带着呢，”我说。从出事以来，我第一次松了一口气。“我们再买点红药水，你的膝盖受了伤。亲爱的，太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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