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着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着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着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4）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 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