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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如何为白宫医生这个新工作做准备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自从 1955 年在菲律宾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工作做着准备。我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侍者，被分配在桑莱岬海军基地，为海军中将休·古德文及其妻子埃莉诺服务。埃莉诺是旧金山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出身名门，风度优雅，嫁给了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将军。她对在自家工作的菲律宾侍者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从来不会忘记给孩子们送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我父亲对古德文夫人非常敬重，他甚至希望让她以教母的身份出席我的天主教洗礼仪式。不过，因为埃莉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的教区牧师不同意。
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父亲给我起名埃莉诺，并将其写在我的出生证明上。最初，父亲根据“圣母无原罪始胎”6 为我起名康赛·普西翁 7。在我出生前一年，母亲曾在菲律宾甲米地的无原罪受孕神殿礼拜。她常常饮用神殿里面的圣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受孕机会。受神殿中美丽的圣母玛利亚神像的启示，母亲祈祷说，如果自己将来生一个女儿，就给她起名康赛普西翁。但是，当出生证发下来以后，海军中将妻子的威力超过了圣母玛利亚，康赛普西翁退于次要位置成了中间名。与每个海军军营中的情况类似，中将的妻子占有极高的位置。
当我出生不久时，海军医院中的医生发现我严重脱水。最近的新生儿重症护理中心位于克拉克空军基地，乘飞机需要 45 分钟才能抵达。于是，出生仅仅三天，我便坐上了急救直升机，这是我人生里众多直升机旅行的开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升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嗖嗖嗖”的声音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着重要的标志作用。虽然我不记得那次旅行，但是它肯定对我有影响。
我的父亲，海军三等士官、勤务兵安吉尔·C。玛丽亚诺。（家庭照片，1949年拍摄）
两岁时，我与母亲和哥哥一起飞往夏威夷，我爸爸安吉尔·玛丽亚诺被调到了那里。爸爸提前飞往檀香山，在珍珠港的一个海军公租房中安置我们的新家。我对那次旅行的记忆仅仅局限于后来妈妈逢人便讲的我的勇敢表现。旅途中，飞机要在夸贾林岛加油。当乘客们从候机楼返回飞机时，妈妈一只手拉着我的哥哥，一只手拉着我。当螺旋桨开始转动后，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因为跟不上妈妈的速度，我重重地摔倒在停机坪上，擦破了膝盖，但我没有哭，只是站起身，继续向飞机快步走去。妈妈转过身看到年仅两岁女儿的这一反应后，既担心又高兴。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坚强的表现成了我今后人生的根本行为原则 ：跌倒之后从来不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哭泣，而是起身继续前进。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也颇具象征意义——我怒不可遏的愤怒反应。三岁时，我们家已经在珍珠港的海军公租房生活了一年左右。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自家由混凝土和沙浆建成的连体别墅第二个卧室的木地板上，这里也是爸爸的书房。我面前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不倒翁娃娃，脸上带着滑稽的微笑，前后摇摆，肚子里边叮叮咚咚的铃声非常吸引我 ；他脸上的微笑让我很想拥抱他，我越动他，他肚子中的铃声也就越响。然而无论我怎么恳求他，这个冷冰冰的塑料娃娃脸上都是那副一成不变的傻笑、丝毫没有反应，于是我生起气来。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发现每当我出现类似情绪、越来越愤怒时，都是因为对方是“塑料人”，即那种我无法利用逻辑说服的执拗之人或者不能利用感情触动的人。
第3章 侍者之女（2）
按如今的话说，我父母都出身于菲律宾的中低阶层家庭，虽然算不上贫穷，但绝对不富裕。不过，妈妈的父母还是设法让她上了马尼拉的一所学校，后来她在那里成了一名牙科医生。对于爸爸来说，年轻时加入美国海军无疑是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菲律宾服务生尤其是军舰乘务员与富裕家庭的仆人没有什么区别。回想过去家中的照片，我很怀念外婆的一张黑白照，她的黑发向后梳理成圆形发髻，站在邻居家的一座茅屋前，用手慈爱地拢着自己的四个孙辈 ：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我站在中间，衣服凌乱，头发乱蓬蓬的，显得非常桀骜 不 驯。 从 外 婆 的 脸 上，你可以猜到她坚毅的个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保持高度的尊严。我发现自己与外婆有很多相同之处，那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我能有效地克制自己的愤怒心态，坦然面对人世间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我外婆普拉西达·金科自豪地站在孙辈后面，从左往右依次是 ：泰茜、我（两岁）、雷米和小何塞。摄于1957年，不久我便随父母离开菲律宾移居到美国生活。（家庭照片）
我的彩色照片也具有象征意义，不过都是在夏威夷拍摄的 ：繁茂的绿色植物，红褐色的土壤，亮晶晶的粉红色沙子。那个脸上脏兮的小淘气已经变成了一个身穿粉色衣服、脸带天真笑容的小女孩。我站在一块生日蛋糕前，上面插着五支蜡烛，旁边是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白人小女孩。眼睛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皮肤的深浅、雀斑的多少，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我当时模样就像一个中国娃娃，而且讲两种语言 ：我父母的邦板牙方言和英语。我的英语是从社区小朋友和尼米兹小学学到的，但主要还是来自于星期六上午播出的电视动画节目。
我家搬到夏威夷之后，我只能讲父母老家邦板牙省的菲律宾方言。我很快学会了讲英语，我在美国的童年生活主要由一系列在社区和学校的同化活动组成。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为我的姓名、面容、语言等等都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当时，我决心只讲英语，而且要口齿流利、纯正地道。我拒绝讲菲律宾语，甚至拒绝父母的本族文化，因为我发现他们由于英语不流利而被人当成二等公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想成功，就要比任何一个白人同学的英语讲得还要好。
作为一个海军乘务员的女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属于军队侍者阶层。每当我们去将军官邸探望父亲时，我们总是从厨房门进入。父母教育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从后门进入厨房。受这一原则影响，我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你不够优秀。这个紧箍咒一样的印象变成了我成功人生的秘诀，它就像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了我的倔强心理，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熊熊怒火，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这一心态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它一直支撑着我勇敢面对人们对我的所有怀疑和轻视。
在学校，我发誓要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小学时，我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从圣地亚哥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表了毕业演讲。在檀香山尼米兹小学，我性格安静、柔顺、聪明伶俐，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我被学校选为“初级警官”。“初级警官”都是优秀学生，每天早晨为学校升旗，带领学生做效忠宣誓，并在十字路口担任警戒。开始时，这一工作并不顺利，但是我慢慢进入了状态，最后成了“上校警官”——在白宫工作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类似职务。做“巡警”的第一天，我负责在一个路口举停车标志。我听到负责监视车辆的中尉发出的哨声，通知我将路口的停车标志旗放下来。当我把旗杆放低时，一辆车冲过来，差点将一个准备穿越马路的孩子撞到。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这次事故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如果那个孩子被汽车撞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就是在那时，我发誓自己以后永远不做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3章 侍者之女（3）
左图：1973 年，在皇家海滩的马尔维斯塔高中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表演讲。（玛丽亚诺·纳西索摄）
右图：1977 年 6 月，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时的照片。家庭照片）
我曾多次看到父母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有一次，由于妈妈蹩脚的英语，她无力纠正误诊，差点断送了我妹妹的性命。当时，我只有六岁，我妹妹刚学走路。本来，她被放在客厅的婴儿围栏里边，一位到我家串门的阿姨将她抱了出来。在没有大人照看的情况下，妹妹走到了后院，爸爸正在那里给汽车涂液体蜡油。突然，屋里的电话响起来，爸爸将金属容器放在地上，跑进屋去接电话。我妹妹看到了那个光闪闪的容器，吃了好多蜡油。几分钟之后，当我从操场上回来时，看到她躺在地上已经昏迷过去。我飞快跑去叫爸爸妈妈，大家匆匆钻进汽车，由爸爸开车火速赶往特里普勒军事医院。
到医院之后，我坐在检查台旁边，医生向妈妈询问事故发生的过程。爸爸因为感到非常内疚，痛苦地和弟弟一起坐在候诊室中。当妈妈试图向医生解释事故的梗概时，躺在检查台上的妹妹剧烈地抽起风来。因为听不懂妈妈说的话，医生告诉护士我妹妹患有癫痫。虽然我只有六岁，20 年之后才能获得医学学位，根本不懂什么是癫痫，但是我知道医生没有真正弄清病因。我站起身，拉着妈妈的裙子，大声叫道：“告诉他妹妹中毒了！”我的叫喊让医生停了下来，然后转过身面对我们 ；妈妈告诉他妹妹喝了洗车液，没有癫痫。于是，我妹妹马上被送往急救室洗胃抢救。她在那里住了三天院，没有留下后遗症，身体很健康。但是，那天我发现了自己声音的力量，事后父母对我大加赞赏。因此，我更加自信，无论自己身处什么“位置”，都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帮助那些被误解或漠视的人。
但是，童年时期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六或周日在将军家厨房中玩耍时的一次记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