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打尽，谁负责任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01押送或凭吊（2）
有人讥笑：“那老头完全一个疯子，一个神经病，一个害群之马，光天化日给母校的庆典抹黑，完全是教育体制的自食其果，来人哪，把他拉出去毙了。”
有人直言：“校庆不能是成功人士的专场，更不能是慈善捐款的包场，一所大学的百十年，毕业生平平常常是多数，乌龟王八蛋也不在少数，只要是校友就应该一视同仁，谁都有上台表达心情的权力，说不定老先生要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他不同凡响的经历呢，对于我们晚辈来说，一个人生沧桑比一百个人生辉煌更让人受用，呵呵。”
一位网名叫“大师在此”的说：“老前辈早就有言在先，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于大师也。可据我有限阅历有限眼光，大师通常秘不现身，流于纸上谈兵，呜呼哀哉。大师身影诡秘，大师秘踪难寻，说不定今天就是大师的灵光一现呢，有哪位高手能追寻这位老先生的出处，说出个来龙去脉，说出个子丑寅卯，之江大学的后生三生有幸了。拜托，拜托。”
果然有一个署名“大师已去”的帖子比较务实，成为那天之江大学校园网BBS的置顶头条：“据校庆办权威人士透露，今天校庆上的不速之客身份已经查清。丁无量，男，1923年出生于浙江萧山，1942年考入本校师范学院教育系。1944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优秀青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被国民党青年军203师挑选，弃学从戎，任上尉教官，文职，专事教授孙中山的国父遗训总理遗嘱。一年后1945年抗战胜利，恰逢203师移师杭州，该老师兄认为自己应该继续完成学业，遂又解甲归学，于1948年7月毕业于本之江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1957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获刑五年，押送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某劳改农场，1962年刑满释放，留场就业，据说在青海一待三十年。以上简历有道听途说之嫌，仅供参考，因为事实无法考证。又据校庆办可靠人士透露，有关方面与丁老师兄紧急面晤之后，今天下午学校已派专人专车，驱程逾三百里，送其回金华老家，想来一切平安。”
网民果然厉害，父亲在网上也劣迹斑斑，无可逃遁。其实，我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父亲的人，换句话说父亲对于我仅仅一个代名词而已，从我幼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父亲消失了，父亲在我人生的要命时期消失了整整三十年。我想，我曾经想了又想，天下没有父亲或者失去父亲的人绝不在少数，没什么稀罕的，没有也罢，人生如常，上帝既然不让圆满，就好好活自己的阴晴圆缺。问题是我的父亲消失了三十年之后又忽然出现了，重归我的人生了，这就又要命了。要命的方面很多，比如你无法向你的儿子解释，你的父亲的父亲的来龙去脉，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比如现在我怎么都想不清楚，一个85岁的老反革命，跑到人家110年的光辉灿烂的校庆上去干什么。没人邀请你，你自以为是，不是回光返照，不是心怀鬼胎，想凭吊什么，你就无法解释，最后居然又被人押送回家。看来，反革命永远是反革命，一生都需要押送，倒霉蛋永远是倒霉蛋，一辈子都倒霉。
事实上父亲坐火车去杭州的那天晚上，弟弟就从老家打来电话，说老头子不打一个招呼，忽然失踪了，把老太婆吓坏了。老太婆说临出门的时候，老头子拿出几年不穿的西装，对着从不照的镜子足足打量了半小时，好像要告别人世的样子。弟弟说他已经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见怪不怪说，失踪有个时间考量的，不是你们一时见不到，就随便可以下结论的，弟弟急了，公安不急，差一点急出事来。现在父亲回来皆大欢喜，老太婆开始胡言乱语，弟弟执意要留校方代表吃饭。弟弟说，已经在金华最好的五星级国贸大厦22层订好一个包间，敬请赏脸，以表谢意，一边手忙脚乱给小车司机递烟端茶，点头哈腰给校方代表赔礼道歉。弟弟说，我们家老头子，脑子有毛病，好端端在家里，偏偏待不住，一天到晚往外跑，一个失眼，就不见了，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不过，那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好像基本上老实了，现在好像很少出门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校方代表摆摆手，又握握手，很严肃地说，丁无量先生年事已高，今后要牢牢管好，弄不好出一点什么偏差，这个责任我们可负不了哦。之江大学的校车绝尘而去，弟弟给我报平安，我听得云里雾里，上网之后才大致有点明白，父亲这个老反革命，在我的千里之外，在他半个世纪前的母校，又有了新动向。
弟弟在老家，我在北京，弟弟一个星期去父亲家一次，我一年回老家见父亲一次。弟弟去父亲家是有内容的，春夏秋冬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无微不至，这次一堆蔬菜，下次一桶食油，去年一台电视机，今年一台空调机，弟弟很像一个救援机构，好像父亲是一个难民似的。我见父亲可谓难得，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子女差不多，仅仅一个形式而已，说来更像一个仪式，见个面，吃个饭，问一声身体呵呵呵，今天天气呵呵呵，聊天都觉得是应酬。不过有一点我们兄弟俩倒是不谋而合，都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怎么叫啊，叫不出来。算起来父亲离开我们那年，我3岁，弟弟1岁，按理我3岁应该会叫爸爸了，但我已没有一点记忆了。而且爸爸这个东西，即便当时叫过，叫了也是白叫，相隔几十年后忽然让你重新再叫，面对一个陌生的老头叫一个爸爸，好像很荒唐。你的语言库里从来不用的词汇，怎么调也调不出来的，小我两岁的弟弟估计就更困难了。同样，那个我们背后称呼为老太婆的，说起来算是我们的后妈，就更难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称呼了，没法开口的。老太婆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山村农妇，比父亲小20岁，有短暂婚史，丈夫死后一直独居，没有孩子，父亲回来一年后，母亲去世，他们以前的老同事就撮合老太婆与父亲一起生活了。虽然母亲的去世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但我们都觉得老太婆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把父亲照顾得井井有条，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个老太婆，父亲现在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说起来，父亲有今天，有退休工资，有亲生儿子，有孙子孙女，有半路夫妻，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天有眼了。
我虽然没有叫过父亲一声爸爸，但我一直认为我对父亲是有贡献的，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说，父亲帮助儿子时，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个人都哭了。我不哭不笑，我沉默寡言，但信奉一点人类的格言。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那次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押送，我把父亲搞回了家。也许，有的人一辈子都需要押送。父亲生育了我，我把父亲搞回家，一报还一报，谁也不欠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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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劳改或青海（1）
从兰州到西宁，火车一直在爬坡，1985年中国火车的时速不知道是多少公里，慢吞吞让我感觉确实在向青藏高原前进。窗外，大地苍黄，树木稀疏而清晰，一株一株往后移动，我心里却没有一点感觉父亲离我越来越近。我后来去看望一个神经病大头表弟时，心头竟也敢怦怦乱跳，好像马上要见一个情有独钟的恋人，看来一个行尸走肉去远方的父亲，远不如一个藏龙卧虎在眼前的神经病，这真是一个令我头痛不已的问题。我抓住我们文联与兰州文联两地国画联展的机会，开幕后向领导请了假，我说我要去西宁看朋友，我没有说父亲，单位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父亲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哪里。对座的老汉听说我第一次去青海，说那里的海拔高，一般人适应不了的，说搞不好啊，头要晕，气要喘，心脏会出问题的。我从小生活在东南沿海，对海拔没有概念，就像对父亲没有概念一样。后来父亲那位名叫复旦的牢友告诉我，从平原到高原去还不是最可怕的，有些人在高原待了几十年，一下子回到平原，心脏更受不了，很大一批从西部青海劳改多年回东部沿海的，就此一命呜呼。复旦笑眯眯说，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必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高，必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低，复旦好像被改造成一位哲学家了。我问他，你说的轻轻重重高高低低，是同青海劳改农场的海拔有关吗。他闭眼无语双手合十，他已经信佛了。
西宁火车站广场那个高耸入云的圆拱形钢铁雕塑，怎么看都像蓝天白云下一个巨大无比的手铐，手铐下人群如蚁。按照父亲信中的指示，我找到了唐格木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据说所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西宁都设有办事处，数量多少不得而知，功能不详，我想顶多也与各地驻京办事处差不多。父亲在信中告诉我，找到那里就可以找到政府了，找到政府就可以找到他了。父亲的语言让我很陌生，不像与我们同一个汉语系统，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政府，是劳改犯长期训练出来的特指，任何一个管理劳改犯的机构或个人，在他们的嘴巴里都是政府，以显示政府的无处不在，让政府成为一个随身到处游动的音符，一声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吓人一跳的喊叫，一块犯人嘴巴里的口香糖。
唐格木的这个办事处，门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走进去好像地道战，光线阴暗，曲里拐弯。我奇怪外面大街空旷无比阳光灿烂，为什么把里面搞得阴阳两个世界，任何进入其中的造访者，都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压抑。我大小也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的干部，这时候我的尊严似乎消失了，小心翼翼向一个面目不清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办事员在萤火灯光的暗处，看上去像女的，听声音像男的，看我的证件，看我的长相，看我的全身，看我随身的书包，甚至翻来覆去看我差一点随手扔掉的火车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