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被彻底颠覆，劳改农场大获全胜了。不知道因为复旦就蜷缩在半米开外的床上，那屁股朝外的姿态展示着明显的假寐，还是父亲与我距离太近的陌生，第一次零接触，这农场第一夜，完全不像妻离子散几十年后的父子团聚。我们没有谈母亲，没有谈弟弟，没有谈亲戚，没有谈老家，没有谈过去，没有谈未来，甚至没有谈一谈那一张棕绷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被窝里，可能各怀心事，也可能各怀鬼胎，我竟然在很不自然的睡姿中睡得十分香甜，我没听见外面有很大的风。
一夜过去，早上我看见我的白衬衫连日奔波已被青海的风沙漂染成土黄色了。复旦告诉我，父亲早已出门，父亲这段时间表现格外卖力，也不能说十分反常，上课之余经常会去食堂帮厨，拉水烧饭什么都干，显然在为早点离开作铺垫，假积极在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复旦说，不远处有一个洗衣服的水塘，操场出去，往左，往右，再往左，再往右。外面大雾弥漫，十步外不见人影，把唐格木的清晨搞得模糊不清，我左左右右绕过几块麦田，雾气朦胧间水塘好像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看上去整个水色黄乎乎的，我似乎看见水中漂浮着的泥沙了。我蹲下去用手划拉几下，确实又黄又脏，我不敢下手了，这种黏糊糊的水怎么可以洗白衬衫，只能越洗越黄。我提着衬衫站在塘边犹豫着，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洗不得，洗不得。我看见一个人赶着马车，车上载着一个扁圆形的大木桶，马车停在我身后才发现是父亲。父亲看清楚是我，说呵呵呵呵，这里是我们的饮用水啊，经过很长很长的渠道，好不容易引到这里的，这里不可以洗衣服的，洗衣服不在这里的。父亲说着另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顺着父亲的手，我只看见一片雾气在上上下下升腾。我不想洗了，我试图帮父亲往大木桶里装水，父亲看见我拿铁桶的样子有点吃力，叫我靠边，我发现父亲装水的动作居然十分敏捷，弯腰的样子绝不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很惭愧看着父亲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桶水搞定了。
第二次见识父亲的身手敏捷，是在早饭后他要我一起搭车去场部的时候，那时雾已散去，一辆运送农工干活的卡车正在启动，父亲喊我快快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箭步蹿上卡车，跌坐进晃动拥挤的人群，我被人拉上卡车时，他已开始闭目养神，目中无人了。在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看着这个随车一晃一晃的老人，这个训练有素百炼成钢的家伙，这个能在瞬间就进入自己某种境界的人，居然就是我离家万里年代久远的父亲，这个场景至今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好像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镜头。
父亲领着我走进场部办公楼，父亲蓄谋已久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了。他像推销一种产品一样把我四处推销，核心内容与主题思想，是炫耀他的儿子是一个市政府的国家干部，这次专程来这里接收他这个父亲回浙江老家，这个儿子是眼见为实的、铁证如山的。父亲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呵呵呵。父亲到处笑脸相迎，到处笑脸相送，到处点头哈腰，到处唯唯诺诺，说得我好像不是他的儿子似的，说得我是一个不打自招的冒牌货似的，说得好像没人会相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我们在一间一间办公室走进走出。走进去前，父亲都会说，这里他熟，这里他熟。走出来后，父亲都会说，那里他熟，那里他熟。走进去时，父亲的十分激动，大都换来三言两语一脸严肃，所到之处，都说这事不归这里管，都说这事不知哪里管，他们说，噢，噢，不清楚啊不清楚，大概应该去找某某某。在我同六个科长外加九个科员握手之后，跟屁虫似的走进第七间办公室时，一个王姓科长哼哼哈哈挪了一下屁股，从一张办公桌后开始正眼打量我们，很有分寸地盘问一通，仔细看过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后，终于拿出一大沓表格，叫我亲笔画押了。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本人简历，单位表现，等等，凡是与我有关的一切，也就是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要一一填好。然后王科长摇晃一摞红头文件，说要按规定程序一步一步来，说我们至少还要核实该接收同志的真实身份，不是你们随便领一个人来，随便拿出两个证件，我们就可以放人的，说还需要该接收同志的单位鉴定，该接收同志当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漫长的等待是可以的着急是不行的。这时，我发现父亲的激动不见了，我觉得我的义务完成了。一个父亲的点头哈腰到此结束，又露出一脸阴险，一个儿子的假冒伪劣到此完蛋，又开始一本正经。第三天一早我向父亲和复旦告别时，我看见父亲表情复杂，复旦表情没有，我挥挥手，与其说向父亲，不如说向复旦，说了一句天下人都会说的假话：
“我还会再来的。”
03嫁鸡或嫁狗（1）
母亲对父亲的苦大仇深，我是在青海回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那次交谈，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与母亲触及家史，以前少不更事，后来无话可说，现在不得不说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去了青海，我知道青海对母亲来说已不复存在，青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概念的地名，这个地名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罪名，她已经为这个地名背负太多的罪名了。我想，关于青海，任何添油加醋的描述或者轻描淡写的叙述，对她都不合适，不过有一点我却需要证实，这与我下一步的行动有关。我问母亲：
“你是不是没有同意他回来？”
他代表父亲，母亲从来不和我们谈论父亲，我记事起就没有听母亲说过一句父亲，我们也好像懂事了几十年从来不问父亲，事实上好像大家都在忘掉他，从心里彻底消灭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的整个家族都被我们遗忘了，他们一家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没去过父亲老家，没见过爷爷，几乎没见过父亲家里的任何人。到现在我也是仅仅知道，从萧山国际机场乘车去杭州，出了机场靠右那一大片树木葱茏小楼林立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萧山南阳镇，我无数次经过，没有一次下车。我对故乡从来没有概念，可以说我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伙，还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家伙，没有父亲的人必然没有故乡，遗忘父亲的人必然遗忘故乡。父亲企图回来，我是听我三舅舅说的，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信息，几乎都是从三舅舅那里获取的，三舅舅是个人物，也是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外公解放前在绍兴有几家酒厂，在杭州有几家布厂，按现在的说法是企业家，按解放后的阶级划分是资本家。外公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里老大早死，老二普通工人安分守己，老四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山东，最小的南京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昆明，只有老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善于经商，成了外公的接班人，据说曾经将外公的企业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而且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个地方的工商联主任，可谓左右逢源。老三下面就是母亲和姨妈，我和三舅舅关系好，是因为他是外公家族里最关心我们的一个，外公去世后他好像一直在履行家族的职责，我在乡下当知青时，他居然会坐火车到金华，然后步行十几里跑到村里来看我。记得那天我在田畈里干活，村干部老远喊我，有什么亲戚看我来了，我想村干部一定上当了，我在金华没有亲戚，肯定哪个狐朋狗友冒充，骗取农民信任，让我不干活去喝酒，这是知青们惯用的伎俩。当我见到三舅舅时，白花花太阳底下他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手不停拿着草帽扇风，一手提着从杭州给我带来的咸鱼腌肉，笑呵呵说，没什么事，就来看看你，说天气热煞，这么热的天气，你做生活吃得消啊。我当下热泪盈眶，平生第一次有喜极而泣的意思了，似乎有一种知青的感动，也似乎有一种遥远的家族记忆。
杭州就是母亲唯一的老巢，也是她唯一可以透露家事心事的地方，我相信母亲连儿子都不透露，跟同事或朋友更不会透露的。事实上，母亲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多少我们江湖意义上的朋友，没有酒肉朋友，没有狐朋狗友，更没有四海为家两肋插刀的了。她一个人，从30岁起带着两个小孩，一直生活到今天，她的生活圈子小得可怜，基本自我封闭。我印象中，几乎所有人都说母亲是一个好人，而父亲这个老反革命毫无疑问是坏人，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长期不谈论坏人，太正常的事情，正常得像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30岁的年轻美女，在一个革命年代里，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显然准备为一个男人从一而终了，由此获得好人名声可谓名至实归。当然，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思想解放了，开始时代进步了，但那是宏观的中国，微观到母亲，破房还是那个破房，低工资还是低工资，活寡妇还是活寡妇，唯一的变化是年纪，从少妇变成了老太婆。母亲听我无缘无故说到父亲，样子突然警觉起来，我甚至看见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03嫁鸡或嫁狗（2）
“死鬼同你说什么了？”
我不好对母亲说，你的死鬼毕竟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人没法选择的，父亲杀人放火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害了一家人的一生还是我的父亲。我只能笑嘻嘻说，社会是社会，悲剧是悲剧，社会同悲剧，貌似浑然一体，其实漏洞百出，社会当然要对悲剧负责，不能把悲剧全部归罪社会。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钻社会的空子，做不到天马行空，至少可以画地为牢，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哦。我近乎天真地认为，那时候国家的时髦口号很符合我们家的现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拿国家的帽子戴在家庭的头上，看去千奇百怪，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