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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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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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洋洋等等,孩子毕竟是孩子,忘记总会来的很快,取而代之的是更新鲜的一天,奔跑着追逐明天的太阳,才是常态。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开始让年幼的杨锦麟陷入迷朦、无所适从……
  荒诞和离奇接踵而来。
    四、是非曲直的转变,竟是在瞬息之间
  二十世纪最初那几年,少年林语堂,且行且念,在鼓浪屿的海边,默祷上帝,给他以所求。这个牧师的儿子,自称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便能给他无上的快乐,不过他那时所谓的最好味道,最念及的不过是餐馆里卖的一碗素面、一个芝麻饼、几块糖果,如此而已。若干年后,即使置身熙熙攘攘的纽约,也常让他想起渔樵之乐——夜半垂钓,口含烟斗,手持钓竿,看湖光山色,看鱼虾扑跳。
  转眼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依然是鼓浪屿海边,连跑带跳丢着石子过来的是杨锦麟。照理,少年杨锦麟与同时代的玩伴并没有太大差异,多的只是因为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的一点优越感。家里墙上那张记录下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父亲的一等功功臣嘉奖令,无疑代表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一份巨大荣耀。比起曾祖父和祖父辈仗义疏财的口碑和坊间赞誉,父亲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荣誉,毕竟至高而无上。
  当然,少年杨锦麟不可能想象出,当年父亲曾经一个人独自站在江水滔滔的桥墩底下,只身阻挡着刚刚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对桥墩不断的冲撞,长达二十个小时,几乎冻僵了,几乎因此丧失了性命,因此确保了东山战役惟一的运输管道——漳州江东桥畅通,所建立的功勋与自己生命之间的关系;但若干年后,杨锦麟时常提到,如若父亲在那场战斗中不但成就了英雄业绩,也由此成为了烈士,杨锦麟就成了孤儿,尔后人生故事就要改写。1953年,正是杨锦麟出生那年,儿子几乎是伴着父亲的捷报而来,双喜临门让杨锦麟一家赶上了。
  感怀身世,童年时那些快乐和深忧的时光,杨锦麟深深体味了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显然,这都是后话。
  造化,其实一直在捉弄人。
  “ 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坚持到最后一批才撤离到‘万国租借鼓浪屿’。”年幼时,父亲的形象高大,百分百儿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一切异常地短暂,不等杨锦麟兄妹们细细品味、陶醉,已被一个个“ 地覆天翻”的运动裹胁而去,扫荡一空。
    五、“ 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1965年,杨锦麟以骄人成绩考入初中。
  他的母校,是与辛亥革命齐名,享誉八闽大地的双十中学。台海关系紧张的六十年代初,学校一度更名为第八中学。所以,杨锦麟的履历表上,当其时填写的也只能是第八中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文革”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为原来的“ 双十”。
  当年的升中考试,杨锦麟是校方争抢的优生。如果不是八中捷足先登,杨锦麟很可能被另一所名校——厦门一中挖走。倘若这样,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位同乡、知青农友、厦门的女儿,著名诗人舒婷。
  说到底,还是为了省钱,省下一笔搭公交车的钱,八中离杨锦麟家近。要知道,现在看来不过区区小数的车资,当年杨锦麟全都靠自己去挣的。厦门溽热的天气让人筋疲力尽,木板房里,整个暑假,兄妹几个没完没了地糊纸盒,简单几个动作重复又重复,机械无趣,一边劳作,一边算计,然后变现,结果不过是一个学期的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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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去(4)
杨锦麟最终没有就读厦门一中,时任校长的王毅林对孩子的父亲、自己的老朋友颇有微辞。王校长口里叨叨着,老杨连个就近照顾世侄的机会都不给,实在也是因为惜才心切,不愿失去一名好学生。
  与王毅林校长的交情,在父亲看来是自己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这不仅因为王校长解放前担任过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还在于俩人曾有过一段并肩相处的经历。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记忆。
  对这段小插曲,几近四十年后,年已半百的杨锦麟在双十校友总会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中慨叹:“ 当年,如果因此而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是杨锦麟应双十校友总会所作。这篇杨锦麟鲜有的回忆过去的长文,起因于“ 双十”总会几代校友几度敦促,一番盛情难却,杨锦麟确实也有割舍不断的母校情结。“ 感怀双十”,还有杨锦麟无法推托的第三个理由——惊叹于厦门老三届知青群体追思过往,不懈的执着。为此,他还仔细拜读过《告诉后代——厦门老知青人生纪实》,这本厦门知青合著,被称为是“ 二十世纪中国老三届知青最大的一部书”。
  厦门老三届知青的执着有目共睹,实例为证。
  2001年,纪念厦门特区创办二十周年的系列庆典,专门安排了“ 中国厦门老三届知青文化周”。1969年9月,短短一个月时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就动员了近三万人,背井离乡,到闽西落后边远山区插队落户,全城动容。三十五年后,“ 2004厦门知青文化活动年”——厦门似乎动员了全城,全年都在为此祭奠、追忆、找寻和唤醒。整个活动的最高潮,当早年名闻全国的三位知青英模侯隽、邢燕子、董加耕出现,竟然让年过半百的厦门知青排起长队签名合影,过足了“ 追星一族”的瘾。
  回到杨锦麟开学第一天。
  新生入学典礼设在校园宽敞的草坪上,这一天,阳光灿烂,照耀着祖国的花朵们,甜美的笑脸和炯炯的目光充满着期待。校长用宏大的嗓音致辞,一句接一句发问的声音,不等杨锦麟听清楚,整个操场,应声四起,好似“ 千营共呼”的军旅之象。就是这一幕,足以令初一新生杨锦麟欣喜,要说亢奋也不足为过了。
  新校园、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一切从“ 新”开始,这种情绪持续着,第二学期很快到了。
  1966年,“ 文革”爆发,这场由校园、从文化知识界起始的革命风暴,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如火如荼,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政治运动。杨锦麟就读的八中,往日的风轻月白荡然无存,校园里也已经开始放不下一张书桌,所有那个时期各地上演的人间悲剧,八中无一幸免地演绎着。
  那时候,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迅速蔓延,追随、捍卫是大多数青年人的自觉,加入“ 红卫兵”则是最鲜亮的标志之一。杨锦麟当然不甘落后。
  一次,学校发给杨锦麟一张申请表,要求他“ 如实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履历、历史问题,不得隐瞒”。杨锦麟兴冲冲地赶回家报喜,阳光洒在这个快乐的少年身上,一路上连小鸟儿都在枝头歌个不停。奇怪的是,父母亲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兴奋,祖父脸上掠过丝丝不安,也许,他已经感到了什么。
  果然,自从那以后,许多事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因何而起,又从何而来,杨锦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点回过味道的。总之,一切都变了。
  其实,家里的气氛早在学校填表之前就不同往日了。以前热闹的门庭稀落了,父母的笑声也少了,祖父、祖母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只是,学校里的革命正天翻地覆、轰轰烈烈,追赶革命形势都来不及,杨锦麟正在积极进步,根本无暇也无从顾及家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这一天终于来了。
  晚饭过后,天色渐暗兼带细雨,密密匝匝,到处湿漉漉的,像是连声音都湿了。父亲少有的关起房门,神色凝重,欲言又止。望着父亲,杨锦麟脑子里突然冒出“ 背影”两个字,那是他读过的课文,朱自清的名篇。父亲的衰老也是像突然间到来的,其实,父亲那时正值男人最骄傲的壮年。
  杨锦麟感觉屋子里空气慢慢稀薄,让他窒息。时间在那一刻停滞了,屋外同样一片寂静,只有雨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嚅嗫、呓语般,终于把自己被定性为“ 敌我矛盾”的真实,告诉了杨锦麟——这个尚不满十四岁的男孩。
  日后看来,这实际上是一次成人间的谈话。
  父亲捶胸顿足、失声饮泣。那双充满负疚愧责、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深深定格在杨锦麟的记忆中。
  从此,杨锦麟面前的父亲不再伟岸。
  “ 也就是从那一刻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十四岁花季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付铁镣伴随我走上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如果说,历史为每一代人提供的机会大致相等,那么,它向每一人昭示的“ 神喻”的确不尽相同。
  同样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杨锦麟那一代人从降生起,就已经被按照出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红五类”是革命当然的接班人,“ 黑五类”则是革命对象。当时的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算不上工整对仗,却因为真实在那个时代不胫而走。这样说来,“ 黑五类”子女的改造不但必须,而且必须彻底,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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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去(5)
“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黑五类’的孩子,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没有资格接受红色风暴的洗礼,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感怀“ 双十”的岁月,杨锦麟曾这样写道。
  脱胎换骨,要从骨血里认清自己的王八蛋、黑五类本质,而后挤进灵魂的屠场,阉割肢解,虔诚地改造、本真地救赎。这一幕像极了绍兴鲁镇上的祥林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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