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人，很爱朋友，很爱老百姓。他的朋友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但是那天我们没有和他上话，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他上任*部长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科技日报》副总编，请他到《科技日报》做个发言。在此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互都知道。
那时我是被借调到《科技日报》的，我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此前我待在中央党校。1978年，我作为主要作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汪东兴说我“砍旗、反党、反革命”。1982年，又有人提出要“砸烂*的理论班子”，要把我调到一个“小的大学”，接下来我被就赶出了中央党校，到了北京师范学院。
朱厚泽比我大两岁，他是1931年生人，长期当右派，后来当了贵州省委书记，但是时间很短，是耀邦把他调到*的，平时他的思想、作风也都处处向耀邦学习。
在《科技日报》发言时，他讲得不多，主要内容是做编辑、记者的，要讲真话，报纸要反映实际情况。我知道他这个人，他一向是追求讲真话的，在贵州做省委书记时，大家就说他比较*，老百姓很拥护他。
朱厚泽到了*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他要先了解情况。当时 “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还很严，朱厚泽就提出了有名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
他这个“三宽”的影响太大了，帮助和救了很多思想解放的人。那时有个叫雷桢孝的，写了一本《人才学》，人家批判他，朱厚泽就为他说话，说这本书没什么错误，保护了作者。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都很感谢朱厚泽。
也是因为这个“三宽”，很多“左”的人批评朱厚泽右倾。在任一年零七个月后，他就调离了*，成了任期最短的*部长。我常常说，他这个人啊，一辈子当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右派”。
朱厚泽这个人很有才啊，但是这些才干大多数都没有用上。有很多人一当官，走到仕途路上，为了往上爬，就不再讲真话，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像他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他有骨气，讲真话，也不受欢迎。
我们都退休后，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成了老朋友。
朱厚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男高音唱得很有专业水准，非常喜欢摄影，也很喜欢游泳、打球，我们都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
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他时，原定一百多人过来参加，都是亲朋好友，结果有九百多人过来，其中很多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他一辈子都很景仰耀邦，以前在聊天时，我还开过他的玩笑，说：“耀邦害了你，当*部长害了你呀。”
那时他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1）
《看历史》特约撰稿┃韩福东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遗像前有*夫人李昭率家人等献上的花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夫人汪志馨等人也随后赶往灵堂悼念。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感怀落泪。
三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访谈内容因故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 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
记者：你1985年下半年出任*部长的时候，文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结束后的第六任*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后来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各方面有什么反映？我说别人的反映就是一条，不见（我的）动静。他说，大胆一点嘛。后来又请人给我带话：准备个报告，提到书记处大家讨论嘛，讨论时我们支持你，放开一点。我没接受耀邦的意见，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太理想主义。
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记者：你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记者：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的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磨刀霍霍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界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我听到一些反对的传闻。既然传闻来了，我要回答这些传闻。后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我就把那三个“宽”一起讲了：对不同的意见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整个的环境、氛围要搞得宽松一点。我就展开了，从文艺方面扩展到其他方面。我说，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而自然界的冲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随时都会到来，完全刚性的东西是不耐冲击的。只有保持一点柔性一点弹性，才能适应这个局面。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庭问题，这都是需要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2）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也不跟他们当时的社长钱李仁说，直接就发了一个摘要在理论版，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版，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时我正跟钱李仁在北戴河开会，早上一拿《人民日报》：呦，怎么搞的？过了一会，习仲勋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说仲勋让我晚上到他那去。晚上吃完饭，我就去了。吃了一会西瓜，习仲勋才高兴起来了：你今天发了一篇文章，我让送到老爷子（*）那边去了。
我本来不愿意用很公开很正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各方面议论纷纷。说好的和不赞成的都有。
记者：在*时代，文化领域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朱厚泽：客观地来讲，*是支持变化的。袁鹰有一段回忆里面就讲到，1985年春开的作协代表大会上，要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当时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小组，已经拟就了一个人事名单。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就问，这个名单究竟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党组做工作，保证执行；如果是“指导性”的，那我们还可以商量，听听代表的意见。*怎么回答呢？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
昨天我才听别人说，*不仅讲到这，他还说“永远都是无效性的”。就这么回答的。作家选他自己学术组织的领导，你们干嘛要管这么多？
记者：在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后不久，1985年7月，你就开始出任*部长了。你当时都提倡些什么？
朱厚泽：我是主张搞活一点。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跟他们讲，艺术品是艺术家在创造，小说是文学家的作品，学术文章是人家研究员、教授的事，*干什么？给人家提供一个好环境，让大家奋发努力。
记者：在*时代，你觉得文化领域有了哪些变化？
朱厚泽：邓时代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等人都主张学术探索、文艺创作要搞得活一点，在党内有这种宽容的人和宽容的力量。还有一个因素是*要开放，他要跟世界接轨。意识形态上的单打一，怎么可能跟整个开放的形势不矛盾？外国进来的不光是汽车。汽车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技术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把农民的手放开
记者：你离开*到农研室时，农村的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么？
朱厚泽：总的讲，还是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我1987年到农研室时，农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那时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开始到这个广东附近去打工，乡镇企业开始放开，温州和苏南也在向前走，形势还是比较好。
*复出后，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最大范围地解决农村问题。耀邦、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