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显身手。
而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扶植、纵容与利用，*会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十年间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已不再是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是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一支具有政治性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黑社会势力。这样“政帮合一”的结果，非但使近代*会公开化、社会化、合法化，而且使帮会势力如虎添翼，走向恶性膨胀。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满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而在此之前，各种秘密会党此起彼伏的发难就已在不断地骚扰着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天地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世纪中叶，正是天地会的起义，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迅速发展北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当日广西的天地会起事，无论声势与力量都比太平军抢眼，分散了清军的注意力，客观上掩护了太平天国的活动。不仅如此，原“三合会”首领罗大纲还将所率领的2000多人直接加入太平军，与之并肩作战，是对早期太平军队伍的一次壮大。在广西各县就地坚持反清斗争的会党也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做出了贡献，一些奉命从外省赶来广西*太平军的清军，未及与太平军交手，就已受到天地会堂会武装的截击。
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经蓑衣渡之战进入湖南，湖南会党的反清潮流乘势而起，“动辄纠集滋事”，与洪秀全的队伍遥相呼应，或者直接加入太平军。据罗尔纲估计，太平军仅在湖南便吸引天地会五万多人，相当于之前的10倍。
洪秀全竖起反清旗帜之后，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各地会党在军事上协同太平军作战乃至直接加入太平军，成了此后屡见不鲜的事情。邵雍在《论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特点》一文中写道：此时，各地会党看到太平天国的强大声威，纷纷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乃至接受其领导。
除了在组织上力争与太平军取得联络外，各地会党还纷纷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与此同时，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天地会也纷纷假借洪杨名义发出布告，他们的文告中一再出现“太平国”、“大明太平天国”等年号，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不仅扩大了会党起义的影响，也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64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京的火光与血泊中归于沉寂，朝廷在这次旷日持久的鏖战中看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清廷的另一些敌人——秘密生存的帮会组织，却也在此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场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丧失，传统的保甲制度名存实亡，这都为秩序化之外生存提供了空间。长期的战争造就了运河、长江沿岸大量失业的水手、纤夫、搬运工、灶丁等破产者。所有这些，加上原有混迹于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者，即构成了清末不断壮大的流民队伍，他们再不断地迈入秘密帮会组织的行列。毫无意外，客民与散兵游勇带来了哥老会的蔓延，而运河、长江沿岸的失业者则构成了后来青帮的主要来源。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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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1）
《看历史》本刊记者┃李远江
新政权甫一稳定，即对秘密统治中国的地下社会予以雷霆一击。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会道门”的高潮。
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解放之初，共产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与新政权有过对立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对象。而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共产党帮会政策的改变。
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取缔“反动会道门”，短短几年便彻底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势力。
■ 风暴前奏
事实上，早在《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之前，对“会道门”的处理已经开始了。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区就已经将帮会组织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49年11月1日，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虽然在北方老解放区的工作成绩斐然，也积累了经验，罗瑞卿却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取缔会道门的工作。这固然与全国各地特务、土匪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暇顾及会道门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 “不可树敌太多”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动的高潮。 。。
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2）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反革命？是因为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