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帮会的末日时刻（3）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 人、坛主4775 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 帮会的末日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比较谨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力度不够。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虽然4月以后，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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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迁台兴衰（1）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丰
不论是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还是蒋介石身属青帮弟子，青帮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帮随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后，受到严厉压制，如同敝屣，日渐式微。
穆万森，一个典型北方青年。在人命轻贱如蝼蚁的战争岁月，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天晓得穆万森祖上前辈子招谁惹谁了，原本默默无闻，人在异地身是客的他，在1956年到1957年，竟然接连两年成为台湾报纸社会新闻热点人物。
1956年12月12日，《联合报》社会新闻版头题新闻写道，台湾桃园县八德乡发生一宗全家五口被杀的灭门血案。警方检验受害者尸体时发现，死者之一的谢如姬，双手指甲缝里残留有带血的皮肉，应该是死者遭受凶手攻击的瞬间，奋力抵抗凶手造成的结果。只可惜，当年警察尚未具备DNA检测能力，不然，死者谢如姬指甲缝里留下的皮肉，必定是警方破案的最有力证物。
1950年代，台湾民风十分纯朴保守，居然爆发一家五口被杀惨案，坊间臆测这宗血案，必定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政治黑幕，而非单纯的刑事凶杀案。灭门血案唯一的活口叶震，早先在大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会计主任，案发当天，他刚好不在家，故而逃过劫难。满天飞舞的谣言传说，叶震一家五口被杀，疑遭军统家法制裁，军统特务疑心叶震侵吞戴笠财产，故而下此毒手，以示报复。但这宗连杀五命的灭门血案，惊动岛内，台湾警方承受巨大破案压力，哪敢稍有疏忽。于是，穆万森这个倒霉的北方汉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推上悲剧舞台。
当蒋介石大陆政权行将覆灭前夕，30岁的穆万森，仓皇跟随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青帮成员”。穆万森的人事档案上，他的学历记录是华北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1957年9月19日，台湾报纸显然受制于警方讯息的严重扭曲，把穆万森形容成一个作恶多端的凶神恶煞，说他“聪明多智，能言善辩，……可惜他一步走错误入歧途，日与江湖流氓为伍，参加帮会为非作歹。”台湾报纸指称穆万森；“在他的那一个圈子中人，真是一颗智多星，人人尊他为‘大哥’。”还有些坊间小报甚至传说穆某会技击点穴画符念咒，被媒体塑造成江湖术士。极尽抹黑之能事的词句，在早年台湾警方的刑讯口供中，屡见不鲜。
■ 打压青帮
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不久，当局惊魂甫定，在岛内撒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地下党。“青帮”固非国民党军特宪警单位的头号敌人，但也因为被视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一批人，遇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总是优先被治安单位驱赶到社会阴暗角落，难见天日，甚或被列为打压对象。穆万森的“青帮分子”身份，尽管只在报端轻描淡写，未曾引起社会过多关注，但明眼人似乎已看出某些端倪，警方希望给穆万森扣上“青帮分子”大帽子，借机大作文章，抹黑其档案纪录，向社会强烈暗示穆万森的犯罪潜在威胁。日后，媒体才作出公正报道，穆万森是严刑讯问之下，屈打成招。当局才被迫承认，这桩五口灭门血案真正凶犯早已逍遥法外，逃之夭夭。
穆万森的犯罪分子形象，并未获得澄清。先前警方向社会公布的穆万森背景档案，已经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档案称穆万森是“青帮重要分子，彼为青帮首帮江淮泗帮悟字辈行廿三洪帮打义字旗。”媒体亦步亦趋警方粗率办案的逻辑，一口咬定穆万森：“平日行为不端早被治安人员注意，而且犯有前科，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