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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方面也一样，在接踵而来的几天内，他的生命呈现一片美景。叶普溪已迅速收拾东西去度为期无限的假，乔治奉命回去一段短时间，以协助收拾残局。至于他自己，则听说将有自败部复活的可能。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马戏团”还有最后一幕，这才令他想起那天晚上一直在街上跟踪乔治的那个熟悉人影的名字和跟踪的意图。
第三十八章
其后两天内，乔治都是活在地狱的边缘。注意他的邻居，会觉得他似乎正陷于极度的哀痛之中。他很晚才起床，经常穿着晨褛无精打采地在房子内工作、清洗、打扫，煮一些后来却不吃的东西。下午时分，他会违背小区不成文的规定，在火炉里点燃一些煤，坐在炉前阅读德国诗集或写信给安妮，这些信很少写完，也从不投寄。电话响的时候，他都很快去接，但常常只落得更大的失望。外头的天气还是很差，少数几个行人——乔治一直在研究他们——都好象有沉重的心事似的。有一次莱肯打电话来提出一项要求，说部长要乔治“随时待命协助处理‘马戏团’的善后工作”——实际上是要他在找到继任局长之人选前，代理该职。乔治含糊以对，只想说服莱肯严密地保护彼尔在沙瑞特的安全。
“这未免太大惊小怪吧？”莱肯不悦地反驳道：“他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苏联，而我们反正是要送他去的，他何必逃？”
“什么时候，还有多久？”
细节还要多花几天才能安排好，乔治在反高潮必有的反应下，不想问莱肯审问的进度如何，但从莱肯的态度可知，答案自然是“不好”。倒是孟德皑给他带来了些较实惠的东西。
“英明罕的火车站已经废止了，”他说：“你要在葛林拜下车，徒步过去或搭汽车。”
孟德皑经常象看着一个病人似的看着他。“等待无法带她回来，”他有次这样说：“是‘上山找先知穆罕默德’的时候了。容我放肆地说一句，脆弱的心永远无法赢得美人的青睐。”
第三天的早上门铃响起来，乔治赶快去应门，以为说不定是又遗失了钥匙的安妮。但来的人是莱肯，他说乔治必须到沙瑞特，彼尔坚持要见他。那些审问员失败了，而时间所剩无几。大家都知道，如果乔治肯去“听忏悔”，彼尔也许会把自己的事有限度地透露出来。
“我深信我们并没有强迫他。”莱肯说。
沙瑞特已失去乔治记忆中的壮观，现在只是个可怜的地方。大部分的榆树病死了，原来的板球场上建了几座高压线用的铁塔。砖造的大楼本身，亦显得有点落魄，不复欧洲冷战全盛期那么豪华了。此外，大部分较好的家具都不见了，他想是搬进叶普溪的某一栋屋子了。彼尔被关在树林里一座半圆型的活动营房中。
营房里有种陆军卫兵室的臭味，四面墙壁是黑色的，窗户的高处有铁栏栅。守在房间两边的警卫有礼地接待乔治，而且称他为“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彼尔穿着牛仔布制的衣服，浑身发抖，抱怨自己晕眩而不适。有好几次，他得躺到床上以便止住鼻血。他已长出一些疏疏落落的胡子，有关准不准他用剃刀的问题显然曾引起过纠纷。
“振作起来。”乔治说：“你不久就会离开这里了。”
前来沙瑞特的途中，乔治竭力记起裴杰岷、爱娜和捷克的情报组，他甚至带着种公事公办的模糊观念走进彼尔的房间，他认为，他好歹都应该代表公正人士来调查彼尔一下。结果他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从来不了解彼尔，而现在则嫌太迟了。他也对彼尔的身体状况感到生气，但是当他指摘那些警卫时，他们都佯装不知情。更令他生气的是，才第一天他们就放松了他坚持采取的严密保护措施。他要求见“训练所”的所长，所长没空，他的助手则装聋作哑。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有点保留，而且内容平凡。
他想请乔治把寄到俱乐部的信拿来给他，想请乔治告诉叶普溪进行跟卡拉交换情报员的事，他还要一些擦鼻子用的卫生纸。彼尔解释，他流鼻血的习惯与悔恨或痛苦无关，那是对他所谓的卑鄙的审问员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们坚持彼尔知道卡拉所吸收的其它人的名字，决定要在他离开前逼问出来。此外有一派说法，主张“乐观者俱乐部”的范史维在替“马戏团”物色人选的同时也替“莫斯科中央”当“谍探”。韩彼尔解释道：“说实在，象这么偏执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虚力弱，但依然没法向他们说明他是这一级中唯一的一个。
他们在庭园散步，乔治发现一些令他几乎绝望的事情，那就是不论日夜，都没有人在附近巡逻。走了一圈后，彼尔要求回营房去，在那里，他撬起一块地板，取出几张上面满是些难解文字的纸张。这些纸令他想起了爱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把它们逐一分类，由于姿势和暗淡的灯光，他垂下前额的头发几乎碰到纸上，此情此景，他几乎觉得自己又回到六十年代老总的房间里，看见彼尔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为了争取英国更大的光荣而提出一些看似很真实却无法实行的计划。乔治并未费神去做笔录，反正依照正常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有录音。彼尔开始替自己说了一段很长的辩白，乔治事后只记得几句。
“我们活在一个基本问题才最重要的世纪里……”
“美国已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改革……”
“英国的政治状况跟世界事务无关，而且在道德上没有发展能力……”
在别的情况下，乔治说不定会同意彼尔说的大部分话。其实，使乔治疏远的是“曲调”的差异，而不是“音乐”的本身。
“群众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压迫下，已达到连苏联政府也预想不到的地步……”
“冷战始于一九一七年，其实最残酷的战争还在我们前面，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夸大妄想症，会驱使它在国外获得更大的进展……”
他谈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贪心和闭塞所引起的死亡。他说他极恨美国，乔治看出这话不假，彼尔认为秘密情报局是唯一能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标准，而且是唯一表达这个国家下意识里之想法的方法。
最后他终于谈到自己的事，他说在牛津时。他确实是个右派，而在战时，个人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与德国战斗就可以了。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有一段短时间，他对英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还算满意，但后来逐渐觉得这角色太过微不足道。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和如何改变的，还是一个谜。他也指不出一生中的哪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历史性的伤害，他仅知道如果英国退出这个世界，鱼价一元也不会改变。他常在想下一次考验来临时他愿意靠在哪一边？在长时间的自省后，他终于承认，如果某一个集团必须获胜，他希望获胜的是东方。
“这是种非常富有美学观点的判断。”他抬起头来解释说：“当然，部分是道德的判断。”
“当然。”乔治温和有礼地说。
他说，从那时起，到他把一切努力用在建立信仰前，他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到而已。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彼尔的唇角出现白色的沉淀物，而且又流起鼻血来，他们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见面。
“彼尔，如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