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说得对。只是我要问一句：什么是“大家”？够个“大家”的因素、特征又是什么？是否人人会答，是否一句话简单可了？恐怕就不一定敢保了。
有人说，族大人众，故称大家。
有人说，世代仕宦，生活富厚，是为大家。
这也都是不错的。可是只是缺漏了一个更重要的内核没说清楚——即：文化教养，诗礼熏陶。
看看《红楼梦》，族大人众，似乎如此，其实真正的“人众”不过赦、政、琏、玉、珍、蓉屈指可数而已，其他芸、蔷、菖、葛等等，实皆配角，不占主位。故贾府之为“大家”者，并不在此。
再看仕宦，那更不怎么样，远远够不上王公将帅，督抚宰卿，只是个（内务府）员外郎和捐资的虚衔罢了。这比起真正的大富大贵的清代高官来差得太悬殊了。
那么可知，贾府的成为“大家”者正在于他家的世代文化教养，诗礼熏陶——正如书中明写的，是“诗礼簪缨之族”。
试看以下几个例证——
贾母史太君，似乎不识字，游园至藕香榭，叫湘云念对联听。但她的艺术审美水平高极了。
她见宝钗屋里太素，立即为之“布置”陈设，只消几件古玩，便改换了环境气氛，又大方，又典雅。这就是文化素养熏陶，俗人是不具备这种眼光才气的。
再看这位老太太调理出来的贴身大丫鬟鸳鸯。她的牙牌令，是代老太太发令的“令官”，你看那所发的牌副儿，出口成章，没有文化教养行吗？
鸳鸯遭了事，“大老爷”要讨她当小老婆，气愤得以死相抗争——就在这样的情势和心境下，她对来作“说客”的嫂子还嘴相斗时，却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嫂子自辩说的是“好话”，她立刻还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话）！”
这真令人绝倒，同时也令人倾倒。一个没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说得出半句这样的妙语来吗？试比一比《金瓶梅》里女流的声口气味，就真是云泥悬隔了。
老太太的评说戏文、弹唱，讲解特级珍贵织品“霞影纱”、“软烟罗”的名色、质地、用场，都包涵着非常超众的审美文化因素在内，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贾府的丫鬟、小厮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现之一面。麝月、檀云、晴雯、绮霞（或作）、引泉、锄药、伴鹤、挑云……不从文化上品味，看《红楼》就无甚趣味——因为没有文化的“大家”，是俗不可耐的家族，包括文物、器用、语言、举止……都无例外。
至于起诗社，制灯谜，行酒令等等之类，在我看来，反倒不如上述的几个方面更为耐人寻味。因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游戏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养，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迹可求，而是一种素质、品格、气味的“无形”之事情。
有教养的人，可以不识字，不读书，一样可钦可爱，可友可师。这是个风范的大问题。书中写“薛大傻子”种种可笑，并非是说他就是个坏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写他的缺少文化教养——就成了趋向下流的纨子弟，声色是求，饱食终日，为社会之蠹虫，造物之浪费。
探春三姑娘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逊色？虽说是“才自精明志自高”，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养高，文化要求也强——试读她写给宝玉的小柬就可晓悟。她举出古人在没有好条件之下还要寻求“些山滴水”。这是何义？不是别的，实即文化的向往，超物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的“生活”。物质的丰足虽好，也只是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于“生活”也。
诗曰：
中华文化在何方？试展《红楼》细忖量。
识得鸳鸯宣酒令，也如画卦有羲皇。
《红楼梦》题名揣义
曹雪芹著书题曰《石头记》，盖因自古小说戏本，多用“某某记”语式，例多不可胜举。曹雪芹自幼博览，此等烂熟胸中，必亦心喜“记”名，而《西厢记》高居榜首，馀者如《钗钏记》、《西楼记》等次之。
只说到这，我就心生联想，而不妨姑作推衍，以窥雪芹的文心密意、灵慧才华——我设想，其当日大致思路也许可分三步来讲：第一步，他倾倒于《西厢记》的绝代文才，心欲仿其题名，用一个“地点”名称来作书名之“主体眼”，实甫用“西厢”，我也用“某某”……
正在此际，他忽想起了《西楼记》。对！两剧皆是“本事”为自叙性质，可谓之“双西”了。“厢”是房，“楼”也是房，何其巧也。于是，他想：我也用“楼”为好。由“厢”而“楼”（其实也隐“西”字，因为荣国府就叫“西府”），定了“楼”字。然后第二步。已然决意是为了女儿而作书，那么正好，早有唐宋诗人词客喜用的“红楼”一词，正寓意于女儿之所居。对，红楼！定局了。再后，第三步。
——上一步，本来可以定名为《红楼记》了。这已全然符合了心怀文境。可是，这时又想起汤先生“临川四梦”来！雪芹觉得，四“梦”中的《牡丹亭》是写女儿之“梦”的“艳曲”绝品，因此对题，何不就也用他个“梦”？于是三“步”到“家”：“红楼梦”之曲名、书名，遂由此铸下了不朽的妙语伟词。《钗钏记》呢？也仍在透露光芒：君不见，“金陵十二钗”是总名，而“宝钗”是一个专名。大丫鬟有“金钏”“玉钏”姊妹相连并倚，都可以在文心、文脉上找到根源。
顺便一说：《情僧录》者，无非还是“石头”之“记”的小小变换、表明层次而已；那总比不上“红楼”之“梦”，其诗意，其画情，其心灵境界，都不可再寻他字别句来替代。“石头记”更诗意化，因为朴素无华。“红楼梦”则风流文采——再也掩不住曹子建那家世门风的秀色夺人，神采飘逸了！
乙酉十一月十八夜草草呵成
《红楼梦》——唯人主义
人家问我：你从“四七”年开始研《红》，今年为“零六”年，整整六十年，一个花甲子之数呀，对《红楼》的认识到底达到了何种境界，可得一闻否？
一听此言，满心愧怍，不知如何答复才好。想了半日，仍然是只能“借花献佛”：我的最简要、最透彻的认识还是从老作家胡风先生的书里挪来的四个字：“唯人主义”。
怎么叫唯人主义？不是只有唯物与唯心之区分吗？怎么又出来一个“唯人”？难道说是鼎足而三不成？如君所悉，唯物唯心之争，是欧西哲学思想家的研论主张，而胡风的“唯人”，却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根深枝茂的思想道德之树，情感气质之花。
孔子讲仁，讲恕，推己及人，亲疏次第。老子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参合而观，即是天地虽大，终极之点莫过于仁，仁只是“人”的特有品德，正因此，“仁”即与“人”是同音同义字——可以悟知：中华先民的思想光焰留在汉字上的第一要义就是：人若不仁，即不是人。懂了这一点，就明白了胡风先生的“唯人主义”。
问者曰：，你弄错了，贾宝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反对旧道德呀，怎么你同意胡风先生，却主张“唯人主义”，那不就是孔门的陈言旧套复振了吗？到底是胡风弄错，还是你弄错了？大可再思再想。
告诉你一句真话吧，雪芹自言：“大旨谈情”，那情是什么？就是人的心田心地，为人忘己的诚心痴意。孔子讲“仁”，归属于社会伦理、人际关系；雪芹讲“情”，转化为诗情画意、文学艺术的审美性修养，即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素养、品格气味的高度造诣。
所以，在雪芹笔下，不再叫做什么仁义道德——那总带着“头巾气”，不合乎“红楼文体”。所以，他笔端一变——叫做“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先生请想：这与千红万艳而同悲一哭的情，还不就是天地间万物所能具有的最广大、最崇高的“仁”吗？雪芹比孔子提得高多了，深多了——也沉痛激动多了！读《红楼》，倘不能体认此点，必然沉迷在那种哥妹、姐弟的所谓“爱情悲剧”、“争嫁夺命”的庸俗闹剧中而永难度脱。
原因何在？盖不但不懂雪芹的情，也并不懂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只回到了一种粗俗愚昧的最低级“审美”层次中去了，谁也警醒不了，谁也救助不得——这样的人，他见了胡风先生的解《红》之言“唯人主义”，纵然一针见血，倾心吐胆，乃至痛哭流涕，可又有什么用处呢？
胡风识破高鹗的“居心叵测”与“最大骗局”，一片赤诚，揭示于我们，不会徒然，真理永恒，然而也只能留与能领会的人去感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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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之思
我于拙著中多次试解“红楼梦”三字之旨义，不独是为了解字面义——即“字典释义”，更要领会作者雪芹的铸词与寄意，因此不辞再三絮絮，知者谅之。
已然指出的，“红楼”、“紫陌”常为对仗，用写京都繁华景象。如此，则“十丈红尘”也是类似的词义，那么岂不应该悟到：尘并不真是“红”色的，无非渲染其美好之境而已。循此以推，“红楼”就一定是说，那妆楼绣阁就真都是用红漆赤油来涂得“通红”了？恐怕那就太“呆”气了——正如“紫陌”，那都邑中的繁华街道，就真是一片“紫”色了吗？岂非笑谈，只可记住一点：我们汉字华文，自古是“郁郁乎文哉”！而“文”的本意是“五色成文”、“五音成章”（故杜甫《冬至》诗中有云：“刺绣五纹添弱线，纹即“文”的衍生字）。我们的古代大作手，最重“文采”，何也？文怎么会有“采”？须知我们汉字华文本身特点即是“五色”“五音”的文，与西方之文大异。
如此，可以意会：东坡中秋词“转朱阁，低绮户”者，亦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