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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四个人难分难解”之际，就到了“梦兆绛芸轩”和“情悟梨香院”。这回书，暗定全书的大章法、总格局：黛、钗、湘的“三部曲”。
押韵就好
宝玉和薛蟠，也是我所说的“大对称”章法中的一项对称法。你若只看到他们二人的差别，还是不能真正理解雪芹的笔意——要看到差别之外也有“知己”、“莫逆”之感，才算会读《红楼梦》。
说到差别，不用多费“文章”，只看两个人对待柳湘莲的心态和动态，就洞若观火了。湘莲何如人？一表人才，风流俊雅，多才多艺，能歌能舞——贵公子之中高品人物也。宝玉对他是爱重、倾慕、系念、怅望——不能多聚、多谈，恨自己不能像他那样可以做一名“儒侠”而遨游江海，同为少年英杰，一展才华抱负。
薛蟠则不然，把柳公子错当成彼时人贱视侮辱的“戏子”。这并非“识力”问题，是精神世界的不同。
宝玉与薛蟠交情不浅，并非由于姨亲之谊。他们的一切如此不同，并非“同气类”的“吾辈”，可是倒很谈得来。薛蟠人称薛大傻子、阿呆、呆霸王……，他竟能“赏识”宝玉，一次薛呆兄得了四样难逢的珍品：暹猪、鱼、瓜、藕，专诚为宝玉设宴，说出了一句话：“……这四样东西难得。我想只有你配吃。”你看，这确是太看得起宝玉——口说不清，但心知其为人之不同凡品，固甚显然也。
原来呆兄并不是一个“戏中小丑”或“反面人物”。那样看，就是不懂雪芹文心笔意了。因为“简单化”是无缘与雪芹“会心不远”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很多问题，其一是宝玉之人品性情，连薛蟠也是能“望风”而折服的。
还是在筵席上要行酒令的又一回，大家推宝玉为“令官”。宝玉三句话不离本行，出题“女儿”令，分悲、愁、喜、乐四句，这一下子把薛大哥难住了，处境大窘。他说了头一句，众人笑得没法儿。于是说第二句，众人听了，说“更不通”！非要罚酒不可。
这时宝玉却说了一句：“押韵就好。”须知：规矩是“酒令大如军令”，都得服从。不通的酒令“通”过了，薛大哥得了令官的“仁”令，十分得意，心定知感。宝玉的四个字一句话，干净利落，指明若要对待薛公子的“诗才”另有标准。真是仁人之心，厚道之言，令人感动。
自然，必有评者说话了：这是玩笑场面上戏语，焉能当作庄言正论，并且从而品骘宝玉之为人？我却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这是仁人之心怀，宽爱之言语，未可轻以“戏言”视之。
当王夫人房内失窃，满园查“贼”之时，宝玉要代人认赃受过，是凤姐点破：宝玉搁不住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
这就一清二楚了：一片与人为善的慈心，不拘怎么都可以“过得去”。我以为，这就是大仁大勇，大慈大悲——这与学佛法无涉，大勇是当仁不让，无所避忌挂虑，亦即全部地为了别人，不管自己如何。这叫不知自私自利为何物，最高尚了。
乘此之便，倒也不妨谈几句“押韵”的话题。在古印度佛经中，有一文体叫做“偈”，从华语译本看，句子整齐，却不押韵——与中国诗不同格调，信尾异文化之产品也。在西方，有“自由诗”，也无韵可押。近代华语文学，多学人家外邦，也不押韵，也无汉字固有、特有的节奏音律——却也自称之为“诗”。中国的戏文、鼓词、民间小曲，如不押韵，则中国人民群众爱听不爱听？这请专家回答。
“押韵就好”！可知“韵”是个首要的大条件。《红楼梦》一部大书，不知“韵”为何事故，只有一个二小姐迎春说牙牌令时，接了一句“桃花带雨浓”，与鸳鸯的“开题”全不相类，令人真是“失色”，叫声“糟”！二小姐为何至此？实实莫名其妙。
“反”过来，看看人家香菱吧。她把“韵部”记得那么清：她用“十四寒”作韵，而“闲”字是“十五删”呀！北方人，怕是看不懂这文章。普通话拼音，寒（hán）、删（shān），那尾音（古名韵母）同为一韵，而听起来“合辙押韵”。但在江南吴语，“寒”本音几乎有点儿像“何”，而“删”又几乎像“筛”。请问：这怎怪古分二韵呢？难道“不科学”吗？学点儿华文汉字的音韵学，是个文化大事情，也有助于读懂《红楼》。
这样说来，“押韵”也并非小事一段，是个大节目。中国的民间曲艺、鼓词小调，韵有“十三道大辙”，故有“合辙押韵”的俗话。俗曲戏文，平仄格律可以通融，但不可无韵。重要可知。
可惜，时至今日，遑论四声平仄，能与“薛大爷”的“文化水平”比肩者，恐怕也要“屈指”而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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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不荒
《红楼梦》开卷写娲皇炼石补天，弃一石未用遗在大荒山无稽崖下。这个“大荒”之山，是实是虚、为有为无——刚刚看到这几句，就会引人发笑了。雪芹明言“无稽”，那“大荒”无非也是同样寓意，所谓“荒唐言”是也。又如书中也有诗句说得清楚：“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这不就是明证吗？哪里又有个真山实岭？
话是这么说，事又未必尽然。因为雪芹的那支笔，是出名的“文人狡狯”，他专用“复义法”，即一词多义，似实而虚，虚中藏实，真假互兼，令你难以捉摸，时常让人得其一义，而因此忘了其他。一条线逻辑推理，往往受了“瞒蔽”，例子不少。
“大荒”一词，见于《山海经》，也见于《诗经》。唐代诗家也曾用之。但我此刻要提醒“看官”的，却不在那些上，而是在于寻找史籍文献中有可能与雪芹家世发生联系的线索痕迹。
有一本民国十八年出版的小册子，题名《寸心日月楼辽宁随笔》。据《辽志》所云，辽东本为“大荒之域”。按所引《辽志》，不知是指《辽东志》还是《全辽志》，手边无书，目力难及，有待关心此题者当能代核。
其中一段记叙引起我很大兴趣，因为我从雪芹的自制“地名”的考证中得到“潢海”，即“辽海”的确证；又得知雪芹为那“跛足道人”题咏中的“家在蓬莱弱水西”的弱水，就在东北黑龙江与吉林二省之境，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个辽宁的“大荒”，也似虚而实，确有所指，不过总是以“荒唐”之形迹巧寓真实的内涵罢了。
无独有偶：一次《人民政协报》学术版的记者王小宁女士来访，谈会中提到，她原籍是辽宁抚顺。抚顺北与铁岭接壤，而她曾在一幅旧地图中，竟在抚、铁交界地带发现有一处地名——就叫做“大荒”！
这么一来，我这“考证派”可就拍案惊奇，大发“痴迷”之想了。把这个发现与“潢海”、“弱水”结合起来看，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大荒”不荒唐，本就实有其地。这地，竟与“潢海铁网山”（按即隐指铁岭卫，详见拙文《“潢海铁网山”考（附“樯木考”）》，载《红学求是集》），是同一地区。
我如今更加相信，由于“大荒”有了实据，雪芹上世祖籍本在铁岭，并无错断。人家讥笑我，说我近来离开“考证派”的本行，忽又走向“索隐派”，云云。大约其所指即是这种例子。但只是，过去所以诟病“索隐派”者，是指他们所运用的那种“猜谜”方法太离奇（如林黛玉是影射姜宸英、薛宝钗是影射高士奇……青儿是韭菜，板儿是铜钱等等，云云。）而我们这类考证，究竟如何又是坠入了“索隐派”的歧途错路？思之不能得其解，因为两者并无“相似”之处，不知缘何考察一下雪芹笔下所巧用的史地变名，就会成了那等特殊的“索隐派”呢？
至此，又会有反诘：大荒山可以有解了，那么，“无稽崖”又指何所呢？我答：这个“无稽之言”用来虚托一笔，正如说“石头记”时，只是邦国舆地、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的“无考”一样笔法。所以脂砚在此紧跟即批云：“据余说却大有考据。”
你看，这多么有趣，“敷演”的文词是无稽无考，内里“埋伏”的却大有考据。作者口中越说是“假”的，越有无限烟云丘壑，索人去解。这就是一部《石头记》的奥秘所在。不讲这一点，则“红学”云云，就只能是“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等那一套文艺用语了。
然而也有人一直在反对我们这样理解“红学”之“学”，却竭力呼喊：红学要“革命”，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云云。
我忍隽不禁，拜问一句：曹雪芹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之言，到底这是不是正指“文学创作”？奇怪，我们试图解读这个与众有殊“隐——借”的创作方法，不是为了回到雪芹的具体的、个性的、独特的“创作”上去，如何反倒遭到大专家们的强烈斥责呢？
我的谬见可以不值一笑，但摆在我们面前多少年来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需要解答：如果曹雪芹写得一概是“满纸荒唐言”，那么，他该很“开心”地对读者哈哈大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