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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原是陈的心腹股肱，济棠却疑其有贰心，密派特务暗中监视。余氏在广州东山建有一住宅，陈便命其特务在余宅对面也筑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陈的特务便在对面屋顶鬼头鬼脑，日夜窃伺余宅的访客，和其室内的行动。日久，此事为余汉谋所悉，乃渐生怨怼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取乐，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陈总司令忽然轻车简从翩然莅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换句话，便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有什么不法举动，我陈总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广东将领都可以说出一些来。于此可见陈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5）
济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陈维周为广州卫戍司令。维周是个文人，从未涉足军旅，何能平地风波，一跃而为卫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后，广东各界都人言啧啧，尤其是各将领，一致认为济棠此举是有意侮辱其将校的人格。济棠这一失着，也是引起其部曲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但是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既已有此决议，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主张反蒋抗日人士都已联袂来粤，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入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唯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7月4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7月13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17日晚间11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6）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1930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吧。
四
陈济棠于7月18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径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7月13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我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7月18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
（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拼。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晋言，劝毋斲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9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已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愤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拼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