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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3）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由于过于兴奋而失眠。她最高纪录是连续30 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一件宽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时她如此，下班回家时发现她还是如此。
在她脑海中时而想起的，是自己12 岁去了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19 岁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个体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成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 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到美国，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乃至用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FBI几近侮辱性的调查中，毅然用辞职捍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
严歌苓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一个个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份天真与倔犟，一如扶桑，19 世纪60 年代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国妓女，接受白人男子的爱，却拒绝他的拯救：“你可以爱我，但请不要来救赎我，因为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严歌苓就这样为她们营造着一个个世界，她去那儿生活，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苦笑，看她们生死。通过孤独而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而现实中的她，要趁着精力旺盛的几年多写一些，让酒在最佳的发酵期内成为佳酿。写作让她平静，让她与孤独找到对话的姿态。
与孤独为伍也好，与世俗拥抱也好，“艺术”与“商业”似乎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解不开的两扣儿。对冯小刚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采访，使我看到了他们在纠结中的前行与自我的回归。第一次采访冯小刚是在《夜宴》公映之前，他的坦率让我感动。他说自己从前很羡慕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拍大片、拿大奖，偏偏自己时运不济，早年影片被禁，很有挫败感。无奈之下，从轻松搞笑的贺岁片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从“偏房”进“厅堂”。然而对于社会和专业界普遍重正剧不重喜剧的认识，他又气不过：“能够让一个人开怀大笑，比让一个人哭难得多！后来我就觉得我也装一回孙子，社会既然有这样的偏见，哥就给你们拍一部看看。”
在电影的丛林中，冯小刚说他要做饥饿的掠食者。《夜宴》之后有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悲剧、正剧照单全收。他的坦率还带着些许自卑：“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有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撒谎，是因为他承担不了诚实带来的后果。我会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时候。…… 我说过谎，但我尽量做到说的时候心虚着点，让人能看出来。”我第二次采访他是在《唐山大地震》公映之时，坐在我面前的他明显地放松了许多，说话不必谦虚，更不用心虚。对比几年前他对媒体界记者的小心翼翼，这一次，他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娱乐传媒的不满。“随着成功的积累，我也愿意有时把话说得直一些，说直接话还是挺痛快的。面对娱乐媒体，我烦透了，但是没辙。你一拳打过去，都是空气，有时媒体也是一派打另一派，挺脏的。”不需要装孙子的他终于不再费力地去证明自己，而是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与舒展，自比为“穷人家的孩子”的冯小刚终于挺直了腰板，“孙子”成了“老子”。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4）
对陈凯歌的采访共有三次，分别是在他拍摄了《荆轲刺秦王》、《无极》、《赵氏孤儿》之后。三次采访他给我的印象也有很大不同。第一次他喜欢引经据典，说起话来很深刻，也有点沉闷，曰人性、曰命运、曰个体、曰国家。不过与上亿投资相比，电影最终只得到几百万票房。第二次，他愤世嫉俗，谈起中国电影的求存，言必称商业电影。他说：“过去艺术家都生活在自己的梦幻里，现在已经赤裸裸了，必先以一个商业的姿态进入市场，不然谈不上什么艺术。”又说：“过去有一本书主义、一部戏主义，我窃笑不已。你以为人们排着长队，到那个小玻璃框前头，看着蒙娜丽莎的时候，是真的和达芬奇有了什么心灵的共鸣吗？他们欣赏的不过是一点名气，有一点好奇心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对艺术抱着什么美好的幻想，说到底，所有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而已，跟别人没关系。”历时三年，投资逾3亿的大制作《无极》，最剧烈的一次改变，最奢侈的一部巨作，也是最冒险的一次赌博。他输了，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他越是义正词严，就越被捉弄，那阵仗，用他的话来说，是“棍棒相加”。第三次，陈导演显得平和多了，言辞中频频出现《心经》中的话。他主动谈及《霸王别姬》后的自我膨胀、《无极》后的内外困扰，反省自己当年野心太大，失去了判断力和控制力。他究竟想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拍“不合时宜”的人。《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梅兰芳》里的十三燕莫不如此。“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大伙儿都是那么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棱角，美其名曰圆润；活得挺精明，美其名曰智慧。这让我想起苏东坡写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方山子从小学剑想匡扶天下，失败；苦读诗书想兼济天下，也失败。一贫如洗，然而他的妻儿面有得色。我喜欢这样的牛人。”
放下野心，回归常理，是这次采访中我听到他最常说的话。就连程婴的舍子救孤，屠岸贾的穷凶极恶，他也要演员演出常态来。回归常态的陈凯歌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那就是他对电影的兴趣与情感远远胜过对超越以往成绩的兴趣和情感；那就是少年的他在“文革”中背叛过自己的父亲，而父亲却从未责怪；那也是当年电影学院的哥们儿渴望着找到新的故事、新的语言，在拍摄《黄土地》的路上，身不由己地跪拜在黄帝陵前。回归常态的陈凯歌就做他最擅长的事，不求青史留名，亦不惧风言风语。当他收敛起自身的光芒，电影的光芒显得愈加明亮起来。周围的人说，凯歌导演爱笑了。莫非他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
石头当然没有床舒服。谁能在石头上轻松地睡觉？两种人：找到适合的石头的人或让自己适应某一块石头的人。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旁人只看到此人酣然入睡，他是否睡着了，觉醒后是否腰酸背疼，就不得而知了。如是，人选石头，石头也选人。有跟石头较劲的，时间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即合用了；也有随遇而安的，这块石头不合用，俺再找下一块便是。并无唯一法门。关键是，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那熟悉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时，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他的温度。艺术家的心灵之旅，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