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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能赶上马尔罗当年那荡气回肠的岁月，但我有幸与阿兰· 佩雷菲特同处一个时代。说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其对中法关系的作用，不亚于当年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要职，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还曾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协主席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当然，对法国公众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贡献是唤起法国人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浓郁兴趣。从1971年至临终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访问中国，两度以《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身份采访江泽*席。著有《当中国觉醒之时》、《停滞的帝国》、《中国已经觉醒》等20多部书。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中法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受吴建民大使的委托，策划制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并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周年纪念日之际铜像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在整个过程中，我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作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国政府派到波兰当外交官，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其今后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当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和巴罗撰写的有关那次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的书。这一套游记的发现使他萌发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书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兰的30多年之后，他发表了《停滞的帝国》，通过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团介绍闭关锁国的清朝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停滞。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他们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第一强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英国一直觊觎中国这块远东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国虽然接待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但在礼仪上却使其蒙受各种羞辱，他们非但没有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反而像小偷一样被撵出北京。
佩雷菲特为写《停滞的帝国》，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此书的发表对西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意义重大。
当然，奠定佩氏在法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权威地位的，并不是《停滞的帝国》，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后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此书的题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说的是当年拿破仑兵临莫斯科，有谋士献计顺势攻下中国，拿破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极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千万不能将其惊醒。一旦这头雄狮醒来，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佩雷菲特将此作为书名，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书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许多法国朋友告诉我，正是由于看了佩雷菲特的书，他们才对中国产生兴趣。90年代初，在经历“*”风波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已经觉醒》一书，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法国舆论界对佩氏著作的评价很高，称之为“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佩雷菲特在法国成为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因为他对中国前途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并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给予满腔热情的关注。其子伯诺阿·佩雷菲特告诉我，父亲对中国的一切情有独钟，常常要为中国发生的事情牵肠挂肚。当90年代中法关系面临售台武器出现倒退时，他看到家父亲自从寓所给希拉克打电话，告诫法国政府不能见利忘义，损害中法关系大局。由于佩氏在法国政坛，特别在戴高乐将军所创建的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中的显赫地位，他为维护和发展法中关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小佩雷菲特还告诉我，父亲并非是天才，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靠的是挤时间。行万里路、看万卷书，他身上总有一小本子，随时随地做笔记，甚至在假期带着孩提时的小佩雷菲特上山滑雪时，也会突然放下滑雪工具，从怀里掏出小本本记上几句。正是这种难得的学习精神和善于学习的方法，使其成为法语世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的女儿维罗尼克是心理学家，她告诉我，她特别羡慕父亲丰富的人生。她记得父亲曾说过，在他20岁时曾对前途迷茫过，专门在科西嘉的一座修道院里静思了一年，最后决定要将其人生三分法，一是当外交官，周游世界、认识世界；二是从政，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三是当一名学者，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无疑，佩雷菲特对其人生的设计都已实现，且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地步。
法中交往的历史（4）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佩雷菲特制作塑像（前排中为佩雷菲特夫人，后排右二为雕塑家莫埃蒂女士，右三为佩雷菲特之子伯努阿）。（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2002年11月27日，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倡议下，在标志雪铁龙公司的赞助下，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在我民航部门的呵护下抵达武汉大学校园。在塑像起运前，吴大使在使馆会见了佩雷菲特的遗孀和子女，并高度评价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的杰出工作。看着呼之欲出的佩雷菲特，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从此，佩雷菲特先生又有了个新家，一个他生前曾热恋的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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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的“中国热”（1）
当然，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精英们的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显然不是决定性。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活力。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一是得益于中法良好的政治关系，二是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三是中国灿烂的文化。这三点是我工作的心得，也是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外交使团备受羡慕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外交官在巴黎是最受欢迎的使者，不要说像大使那样的领导，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外交官也常常是各种演讲会应接不暇。
套用一下新华社记者的语言，法国出现了“中国热”。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使馆专门从事中法双边关系工作的我，无疑是感受到“热度”最多的。首先，中国从法国新闻媒体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电视、报纸、杂志有关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春节之际，中国的话题几乎承包了法国的新闻。这些在过去是看不到，就是法国媒体报道中国，也是负面大于积极面。如今不仅量大，像法国私营电视台TF1、M6和Paris Première也经常有报导中国的专题片，各种报刊杂志的专题报道更是“连篇累牍”。法国新闻界的朋友甚至告诉我，要想把新闻做好，把报刊杂志卖得快点，稍加一些中国的元素就能做到。其次，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好感正成为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20多年，法国人去中国旅游的越来越多，他们回国后总想再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方式、品尝一下中餐。如今中餐在巴黎乃至外省似雨后春笋般。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有一家叫“福禄居”的中餐馆，它不仅在国内来的代表团中名声很响，法国人知道它的也不少。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特别喜欢那种牌楼式的结构，有点回到中国南方的感觉。在使馆附近有一家叫“龙城”的中餐馆，铺面不大，但老板亲自掌勺，烧就一手好菜，常常招来我那帮法国美食家朋友。在使馆斜对面，还有一家叫“禅”的中餐馆，办得很洋气，菜价很贵，但法国人仍趋之若鹜。这家餐馆的前身是法国电视台的一位明星主持人开的日本餐，但现已成为热爱中餐的雅士们的聚集场所。
法国人爱吃中餐，爱看中国电影、听中国戏，接下来学中国话就很自然，而且这些学中国话的人几乎都不是华裔或亚裔，而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我的朋友参议院礼宾局长夏德纳之女在学中文，交通部国务秘书比斯罗之女也在学中文，她们两个小女孩所在的学校曾接待过*总理夫人劳安同志，比斯罗小姐还代表学校向劳安背诵课文。但她对我说，她见到中国总理夫人太激动了，劳安问她的几句话都没有答上，感到很害羞。据巴黎最大的学中文的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介绍，近年来，来学校注册的人越来越多，全校学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