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入籍前原来的国籍，也不提供宗教信仰。因此，想了解对方是否中国人在操作上几乎不可能。入法籍后的华人都有一个法国名字，从名字上你很难知道他是否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再则，年轻人在国内就喜欢起洋名，凭名字如何区分对方是移民还是学生，或游客。当然，相对的统计手段也是有的。研究30多年法国和欧洲中国移民问题的专家比卡赫经过多年调查，认为华人华侨在法国的中国人社团有649个，人数约有45万，其中25万人在大巴黎地区。而3—4年前，大巴黎华人总数为28万。
巴黎华人急剧上升的原因是新移民的到来，如浙江籍已占巴黎美丽城华人60％的比例。还有一些来自东北地区的移民。他们因遭遇经济结构改革，失业率上升来法寻求发展。最近以来，法国媒体对中国来法的非法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甚至还不断披露素以平静的华人社会出现的暗杀等暴力事件。受蛇头的欺骗和对西方社会的幻觉，有不少中国人铤而走险来到法国淘金。不幸的是，他们的美梦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他们或被法国警察解送回国，或在巴黎阴森森的地下工厂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些东北大嫂在国内还是体面的大工厂工人，甚至有人过去还当过干部，现单身在外，把孩子和年迈的母亲留在中国。由于找不到工作，沦落为风尘女子，十分可惜。最近国内媒体还报道中国人在巴黎机场受到不公正待遇问题，其深层原因就是非法移民搞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说到非法移民如何猖獗，我可以向读者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我曾在前面说过赴留尼旺出差，任务完成后我们从留尼旺回巴黎机场，由于公务员孙家铭身份证已到期，我便陪同他们夫妇在机场的警察所办理入境手续。在短短的20分钟内，我们目睹了两名中国年轻女子因涉嫌非法移民被扣。这已是晚间9时后的航班，真不知白天又会如何？我们更不知这两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为何只身来到异乡他国的法兰西？更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也被蛇头拐到法国。据法国电视台介绍，这些非法移民青少年在国内已受过蛇头专门培训，他们一到戴高乐机场，就不慌不忙地找警察，说明自己不会讲法语，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根据法国法律，警察须将他们移送到机场附近的波比尼（Bobigne）青少年法庭，法庭再代表国家对非法移民的青少年进行监护。期间，他们将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包括接受法国教育，然后在他们年满18岁时，由他们根据法国法律选择国籍。孩子们一旦加入法国籍后，他们堂而皇之地混迹于法国社会，甚至可以将其父母接到巴黎。由此，蛇头从非法移民的青少年家长处获得暴利。这种非法移民既反映法国目前立法的漏洞，也说明蛇头越来越猖獗，为了赚钱已把魔爪伸向无辜的青少年。可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法国警察不懂中文，出于那种防范的心理，有时执法过宽，殃及无辜旅客，从而在我国网民中搞得沸沸扬扬。在使馆期间，我们经常向法警察介绍中国情况，希望他们认识到非法移民仅是极少数。最近，我国政府又在驻法大使馆内增设了警务联络官。我相信，随着中国公民对西方社会认识的提高和中法两国警务合作的加强，个别非法移民是不会干扰中法友好大局的。
诚然，打击非法移民固然重要，尊重法国老百姓生活习惯也同样重要。华人华侨在带动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若处理不好与当地居民关系也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甚至紧张。如，2003年5月，巴黎11区区长乔治·萨尔（Georges SARRE）带领全体区政府公务员*，抗议部分华侨的服装业垄断社区，造成街区商业单一化，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原来，在11区有一条近30年历史的服装街，最初是以犹太人经营服装为主。15年前，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此安家立业。到1993年，犹太人和华侨经营的服装批发店已达到100多家，并逐渐形成了法国著名的服装批发中心。10年来，越来越多华侨服装批发商进驻本区，华商的店铺由原来的10余家发展到350多家，而犹太人和老挝华侨经营的服装批发店由原来的100多家降到现在的40—50家，只占总量的10％左右。大量华侨的涌入，给11区服装街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问题。首先是车水马龙，运货车常常阻碍交通。工人乱丢纸箱和垃圾，周末做工噪音大扰民。其次是传统的咖啡吧、面包房、花店、药房行业店铺无人问津，生意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改弦更张，卖了店铺到其他地方经营。更有甚者，由于服装街效应，更多的华侨想进入，以至于高价盘下那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老婆店，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华侨华人对法国社会的贡献（3）
为了表示对华商的不满，区长带头*，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可笑，但发人深省。我记得吴建民大使和后来的赵进军大使都曾明确指示使馆领事部要多做华商的工作，教育他们遵纪守法，特别是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他们处好关系。我以为两位大使所言极对，华侨在法国发展，不能“反客为主”，妨碍法国百姓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引起不必要的关系紧张。后来，我听说华侨们开了会，与区长对了话，对服装街做了调整，从而得到当地居民的谅解。这件事说明，要融入法国社会并不是句空话，除了要遵纪守法外，还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接受，而不是反感，如此才能长治久安，共同发展。
震撼法国社会的中国在法文化年（1）
我与文化年活动结缘
2004年10月11日晚，在浦江彼岸灯火通明的上海会议中心上海人民政府欢迎宴会上，我与希拉克总统及其爱丽舍宫班底的主要顾问及法各界朋友别后重逢。是晚，东方明珠塔披挂成法兰西红、白、蓝三色，就如同2004年元月胡主席访法时埃菲尔铁塔为伟大的中国映红一样。而就在前夜，古老的紫禁城内雅尔浪漫的激光音乐与中国抒情的民乐水乳交融，象征中华文明的正阳门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变成红、白、蓝三色。我与总统政治顾问莫诺德、外交顾问莫里斯、总统府发言人博纳丰、总统典礼官布达德大使等宴会同席，中国文化年在法的圆满结束和法国文化年在华隆重推出成为我们宴会上的共同话题。与这些权倾一国的总统顾问在一起，谈论我们在巴黎熟悉的生活，一种参与历史和谱写历史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我想，文化年如同是朋友间的一场友好对话，在上海我们又得以继续在巴黎的同一话题。悠扬的民乐、熟悉的面孔、共同的语言，我又觉得中法文化年更像一出晚会，巴黎是上半场，上海是下半场，不同的是分成了中文和法文两个版本。
作为外交官，我非常荣幸地参与了中国在法文化年的开幕式和胡主席访法、香榭丽舍大街春节大*等所有重要活动。2004年7月，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国事务顾问，我又专门飞回巴黎，参加了中国文化年闭幕式活动和上海在杜勒伊（又译都日丽）公园的上海日活动。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在法文化年的全过程。回想起文化年的组织工作，千头万绪，当时经常加班加点，但这一年过得很快，也很充实。记得在使馆筹备会议上，赵进军大使、何世德武官、韩铁城商务公参等许多六七十年代就曾到使馆工作的老外交官们十分感慨，认为文化年是中法建交40年来一次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双边文化交流。同事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对祖国外交事业，还是对个人职业生涯，参加这样的活动都是受益无穷和终身难忘的。
国内媒体对中国在法文化年均作了大量报导，这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活动。此项活动是*和希拉克总统最早在1997年就达成的协议。从一开始，我就感受到法国高层对中国在法文化年的高度重视，并向我们建议中国文化年的主题是：“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中法政府均希望通过互办文化年，使两国人民更加了解、更加友好、更加合作，从而开创中法关系的新未来。
2003年9月16日，在中国在法文化年的前夕，邓榕女士率领的中国爱乐乐团率先拉开了文化年的帷幕。是晚，中国爱乐乐团在著名的巴黎国家歌剧院加尔尼埃宫（PALAIS GARNIER）进行了文化年的首场演出，这是歌剧院有史以来迎接的第一个中国乐团，同时也是第一个亚洲乐团。当年轻的指挥家余隆风度翩翩走进乐池时，全场1000多名嘉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20位中国音乐家演奏的曲子是由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 Mahler）在上世纪初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大地之歌》。这是作曲家根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的诗作编写的交响作品。在号称西方音乐圣殿的巴黎歌剧院选择这一曲目足见邓榕的一片苦心，但演奏这样中西合璧的“交响上品”难度很大。中国音乐家试图通过这样的演奏，显示其整体实力和推动中法文化交融。香港歌剧院院长、著名男高音独唱演员莫华伦和著名男低音、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廖昌永分别担任当晚《大地之歌》男高音和男低音。指挥家余隆的戏剧性指挥，刚柔相济的艺术手法，对每一个乐章、每一个音符一丝不苟的处理和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演出，使《大地之歌》犹如一架品质非凡的音乐机器，令全场法兰西观众如醉如痴。
中国爱乐乐团在巴黎卡尔尼歌剧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作者与邓榕女士及其令爱合影留念。（2003年9月）“一流的演出，一流的指挥，一流的乐器及其表达的内容。”陪同邓榕出席晚会的法国文化部长阿亚贡如是说。赵进军大使感谢乐团的精彩演出，使法国公众提前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年即将开始的浓厚气息。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的夫人、中法文化年混委会法方主席昂格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