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开一下后门，让他们与胡主席道声好。可惜胡主席的日程排得太满，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法方礼宾人员已将胡主席请上车了。鉴于这种情况，我没有随车队马上离开，而是主动走过去与朋友们打招呼并做了必要的解释。他们中大多数是在巴黎的外国使节和法中友好人士，其中不少人还是由我邀请来的。考虑到能够在国民议会聆听胡主席讲话的人毕竟少数，我将那些没能够去国民议会的朋友安排在巴黎市政府，这样朋友们都能见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了。
同日下午胡主席在下榻的饭店会见法国企业家。活动由大使馆和法国企业运动（前法雇主协会）共同组织，在法国的所有大企业老板全来了，共15家，会聚了法国企业的精英。胡主席语重心长，希望法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大展身手，使中法经济关系充分体现出中法良好的政治关系。我注意到，当胡主席前天下午在议会波旁宫演讲中提到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超过亿户，平均每月还新增525万户”时，台下议员几近喧哗，慨叹中国商机魅力无限。然而，中法文化差异毕竟太大，面对中国蓬勃的经济，法国企业家仍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此，安排胡主席会见企业家，不仅是法国礼宾的一种定式，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由国家元首亲自向法国企业发出的信号是最容易被法国社会所捕捉到的。胡主席在会见中还特意谈到了中法中小企业合作，认为在此领导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会见结束后，我抽空给法国中小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伊夫·加贝尔（Yves Capelle）和巴黎工商会国际部主任爱德蒙·维维安（Edmion Viviand）通了手机，向他们通报了胡主席的讲话。二位朋友很感动，表示将努力推动所属中小企业来华发展。
会见企业家后，胡主席与拉法兰总理在总理府进行会谈，然后举行签字仪式。中法共有9项协议，我是本次活动的负责人。在胡主席来访前夕，使馆曾向国内多次建议，利用主席访法，推动中法各个领域的合作。但中法究竟有多少协议要签和可签？我当时心里并不清楚。我查了使馆所有来往电报，不少协议仅仅还处在可行性调研阶段，有的还需要再与法方谈判，甚至在签字前一天，我问了法外交部礼宾司专门负责签字仪式的尼科尔·拉佩海尔女士。2002年朱总理与拉法兰总理签署的“中法文化协定”就是我与她负责的。但这次她与我一样，对协议数目和内容一无所知。根据外交习惯，中法在签字前要校对中法文本，保证译文与原文一致，要确定签字人和助签人，并辅导他们签字的程序，因为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外交活动，将由胡主席和拉法兰总理共同出席见证。届时，中法和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将予以报道。作为外交官，我不能让任何与程序不恰当的场面出现在电视镜头上。尽管两天来接待胡主席代表团已占用我大量的工作精力，我还经常加班，与使馆各部门行政长官保持实时联系。我特别要感谢科技处的王少奇公参，他不仅全身心推动中法科技领域的合作，许多协议的签署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还时刻与我保持联系，通知我文本谈判的进展。但我感到内疚的是，由于此次文本太多，总理府签字厅又太小，加上胡主席代表团部级领导多，许多为中法协议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都无缘目睹此次庄严的签字仪式，王公参也不例外，而他参与的协议竟占所有协议的三分之二。当然，我还得说现代通讯方式使我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与各方保持沟通顺畅。我工作得再晚，总要回大使馆看一下我的电子信箱，了解文本进展和向法国有关各方通报。就这样，我掌握了中法所有协议签署的动态，并将其准确的中法文名称提供给主持仪式的法礼宾司副司长阿塞尔杜扎赫安（现为司长）和中法新闻界供其对外报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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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胡主席第三次当礼宾官（3）
中法经济合作签字仪式，作者在现场注视着各种程序万无一失。（2004年1月28日）
这场活动似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必须在短短的半小时内现场辅导好所有中方签字人有关程序，保证他们不出任何差错，同时还要与法方确定中法其他领导，特别是中国庞大的部级陪同领导如何站队，既要保证他们在媒体上有所曝光，也要让中方签字人在仪式中有他们的形象，特别是中法双方在仪式上的平衡与得体。在所签署的协议，TCL与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的协议备受法国媒体关注，总裁李东生的助手张经理希望我能将协议在排列顺序上提前，我做了解释，因为是胡主席国事访问，是外交行为，政府协议必须优先。他听完后表示理解，也很配合。洛阳玻璃厂刘总第一次出席这样盛大的签字仪式，心里不免紧张。我耐心给他做了示范，讲解外交礼仪。在仪式结束后，我又陪他到外交部出席拉法兰总理的宴会。宴会结束后又派车把他送回住地。他为此非常激动，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地感谢信，称其生平第一次参加如此庄严的仪式、第一次与外交官打交道，印象非常美好，云云。
作为胡主席的礼宾官，我是中法友谊的见证人，更是亲眼目睹了希拉克对胡主席友好感情。胡主席访法，希拉克与胡主席正式会谈两次、宴请三次，并亲自陪同胡主席观看了“孔子展”。如果再加上希拉克亲自到机场迎接胡主席，中法元首总共见面六次，这是法国接待外国元首礼宾安排中绝无仅有的。
就这样，我幸运地见证了中法友好的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因为我是胡主席的礼宾官……〖〗一个中国外交官眼中的法国法兰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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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文化为大（1）
因工作关系，我与巴黎周边的两个城市的市长较熟，一个是伊希市（IssylesMoulineux）市长安德烈·桑蒂尼（André Santini），另一位是马尔梅松市（RueilMalmaison）市长雅克·伯梅尔（Jacques Baumel）。这两个城市都不大，但有一个共同点，文化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市府的图书馆很大，市府剧场也大得出奇，与这些只有几万人口的城市相比显得过于奢华。桑蒂尼还专门请设计师把高架桥下的空间作为社区文化用地加以利用，青少年不仅可在此进行室内攀岩等娱乐，一大批画家在此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室。我特别钦佩桑蒂尼的战略眼光，他除了把法国有名的电视台ARTE和EUROSPORT搞到其属地外，还专门建立了数字社区，让居民看社区的网上电视，监控市政会议等。他还倡议成立了国际数字城市论坛这一机制，每年开一次会，讨论在新的21世纪里，城市管理者如何安排社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世界许多知名城市都参与这一论坛。
马尔梅松市的文化活动与伊希市不相伯仲，2003年底，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的胡政*任率团考察法国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我便找到了伯梅尔市长，他用一天的时间接待我们，并为我们专门召集市政会议，由市政议员们分别介绍如何用该市高达15％的预算，即1亿多欧元为5万居民提供各种文化服务。这种服务包括从社区图书馆、到剧场，从乒乓球队到中国武术，从博物馆到公园等公共产品。伯梅尔先生年逾80，是戴高乐将军抵抗运动的战友，法国政坛的宿将，他在市政会议上当众向我提出，希我能将中国在香榭丽舍大街春节*队伍分一部分来马尔梅松市，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增添新的内容。这一愿望后因种种技术原因没有兑现，我回国前与伯梅尔先生话别，老人家还对此念念不忘，其关怀社区文化的精神让我感动。
悠悠万事，文化为大，法国各级政府为何如此重视文化？胡主任一行提了这样的问题，读者朋友也许也正想问。依我看，原因很简单，大概有这么三条：
（1） 法国政府难以像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那样能干预经济生活，抓GDP，因为法政府不拥有配制经济资源的任何手段，相反，宏观经济政策还要受欧盟总体经济政策的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抓文化为好；
（2） 老百姓喜欢文化，作为民选的地方政府，天天与老百姓见面，必须迎合选民的需要，否则坐不了江山。在法国许多城市的预算中，文化往往是最主要的预算开支，像巴黎、里昂、里尔这样的大城市，文化活动甚至成为政党竞选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国中部有一个城市叫伯儒瓦（Blois），市长叫雅克·朗格，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后来还当上了社会党的文化部长。因其文化搞得好，还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我曾经工作过的斯特拉斯堡，城市不大，名气却不小，各类文化活动预算接近市政府预算的20％，各种文化活动让人应接不暇；
（3） 文化产业需要有人提供服务，无形之中创造就业，以文化促经济，这也是各地政府抓文化的重要原因。据20年前法国经社理事会的《法国文化与经济报告》显示，当时法国文化产值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达1600亿法郎，相当于250亿欧元，并创造了法4％就业人口，即76 万个就业机会。20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在今天肯定还要大。
有意思的是，法国政府虽然在国际上大力倡导“文化例外”，但从不掩饰文化就是产业，是联结投资与就业之间的最佳纽带。法国精英们深知，美国人之所以将文化定为普通的服务产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占领法国文化市场，而今日美国文化产品早已遍及天下，仅美国影视产品出口一项就超过了航空业产品出口总额。若政府不采取措施，法国也将同世界所有国家一样，难逃沦为美国文化“殖民地”的厄运。为了保护文化产业，法国政府要求公众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法政府的法律规定各电视台必须按照其营业额按比例出资拍摄并播放国产电影，全国1300多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