樾雌鹄春苋菀壮龃怼Ｎ苊獬鱿质樾创砦蠛臀しㄓ锏拇拷嘈裕ü硕苑ㄓ锏ゴ实钠捶ê茉谝猓乇鹗窃诨睾推笠道锩妫ü颂乇鸷ε略诠ぷ髦行炊鞒鱿制葱创砦笕萌顺苄ΑＳ谑牵�1987年起，法国每年都要搞一次“金字典”听写比赛。届时法国和一些非洲法语国家都要先举办地区性的“金字典”听写活动，然后层层选拔，最后参加一年一度的“金字典”比赛。整个过程就如同世界选美，需要过五关斩六将。“金字典”的决赛是听写一段大约250个词的短文，虽然看起来字数不多，但几乎每一个字的拼写都有“陷阱”，稍不留神就写错。为体现比赛的公平性，“金字典”分少年、青年和成年几个组分别评分，由刚才提到的著名文化节目主持人伯纳德·比沃（Bernard Pivot）老先生来念此短文，再通过电视实况转播。最后的听写往往放在最受尊敬的场所，如法国参众两院、凡尔赛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联合国总部，甚至法兰西足球场。为适应法国人对这项活动的狂热，很多出版社出版了各种各样的疑难字大辞典、应试题库，还有人专门成立了“听写俱乐部”来训练应试者。每年参加比赛的人都很踊跃，只要会讲法语者就可以报名，但大约只有上万人通过了初试，其中，176人才有可能进入了最后听写决赛，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年龄最长者已有91岁。听写决赛还经常聘请文化界、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包括法国部长。“全法听写决赛”，整个节目由电视台全国直播，200多万电视观众观看节目。
由于听写内容很难和听写场所的神圣和庄严，活动在法国和法语世界影响极大。我曾像许多法国电视观众一样，几次在电视机前参加听写比赛。但通过听写才发现，250个词的短文是难上加难，惟一的变化就是自己一次比一次法文有所提高。说来你也许不信，这样难、规模又这么大的比赛，优胜者获得的奖品仅仅是一套“拉鲁斯大词典”。对优胜者来说，与其说是奖金，不如说名声更重要。如果你是听写“零错误”，那么，一夜之际通过电视台就会成为法国和法语世界老百姓心目中的偶像。
从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看法国人的文化素养
由于职业原因，我与法国外交官打了十多年交道。法国外交官的文化修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第一次在黎巴嫩常驻，我遇到的第一位法国大使叫保罗·布朗，就是一个爱写书的外交官。当时我陪杨一怀大使在其重兵把守的官邸拜访他时，他还不忘记给门口站岗的法国大兵在其新书上签名。到巴黎工作后，我与法外交部的朋友交往多了，对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就有了进一步了解。
人人喜欢玩文化（5）
我在第一章里曾提到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对赵无极作品的珍爱。其实，德维尔潘本人就是极具文人气息的大外交家。可以说全世界都目睹了他于2003年2月1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发言的风采，其辩才、睿智、文气、哲理让世人耳目一新，其通今博古的历史知识、纵论天下的胸怀和娓娓道来的情感使世界增添了和平的一丝希望，也使本已就对伊拉克动武持保留态度的美国务卿鲍韦尔更感到理缺词穷。
德维尔潘外长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勤于笔耕，著有《流放的语言》、《分裂》、《百日》、《盗火者赞》等文学、诗歌和政论著作。其诗歌立意高，用词讲究，令人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兰波和波德莱尔的诗作。2004年秋，他又发表政论小说《鲨鱼与海鸥》，洋洋70多页专门论述法国是为何和如何应对伊拉克危机的。
德维尔潘足智多谋，办事缜密、充满激情，特别他出口成章，精于演讲，在使团成为美谈。我的一位叫高醇芳的画家朋友还告诉我，有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德维尔潘携夫人和儿子突然来到她的画展。他不仅看画看得很仔细，还与高女士探讨了许多中国绘画艺术问题。高女士惊奇地发现，外长携全家来看中国画家的画展，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且，外长的中国绘画知识又是那么的深厚……
法文外交（Diplomatie）一词源于拉丁文的文书、文凭（Diploma），我想，也许外交的确需要一些舞文弄墨之士，或者说，文化人最适合搞外交。事实上，稍有点法国历史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法国就有很多文人与外交有不解之缘。
我由法国外交官想起了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他从1914年步入法外交界到1940年被迫流亡美国，曾长期担任法国外交要职，包括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参与了当时许多法国重要外交政策的制订。佩斯曾在1916年被派驻北京法国公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在华7年中，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东北、内外蒙古、朝鲜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使他在诗歌界一举成名的长篇杰作《远征》（Anabase）就是他在北京西郊的一座道观里完成的。佩斯在华出使期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佩斯以诗人敏锐的直觉和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对中国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以一个西方人的身份，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佩斯抵华伊始，就对当时西方使团的短视和自我隔离提出批评。当时驻华的西方外交官普遍认定中国缺乏蜕变的能力。佩斯则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他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结构开始崩溃，因此有利于“社会集体主义的”滋长，“中国终会走上集体主义，非常接近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佩斯这封信写于1917年1月3日，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列思想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什么组织力量，佩斯的预言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说明其预见性确实令人吃惊。
由外交官、诗人圣·琼·佩斯我想到了法国另一位外交官、诗人、剧作家和散文作家，他就是保尔·克洛岱尔，一位20 世纪前半叶法国文坛的杰出人物。从1890 年起，克洛岱尔献身法国外交工作。其中1895—1909年，克洛岱尔在中国的法国领事馆任职。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面对这个古老的即将从沉睡中被唤醒的帝国，诗人感慨万千，写出了散文诗集《认识东方》。克洛岱尔的东方生活经历为其作品提供了特有的异域情调。他在中国期间曾经拜见过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并且看到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披麻带孝的情景，而且有一次，诗人恰好与孙中山同在一条船上，一起讨论过许多问题。克洛岱尔的许多作品，如《正午的分界》、《给新世纪的五大颂歌》等都是在中国完成的。1947年，诗人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正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年轻一代诗人圣琼·佩斯和谢阁兰等相继来到中国，从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汲取丰富的创作灵感，从而相继成为法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既然提到了诗人谢阁兰，就必须再向读者介绍一下。
如果说圣琼·佩斯、克洛岱尔都是职业外交官的话，谢阁兰只能是外交界的一位见习生。他从1909年秋起在华共7年，先是任法国公使馆的中文译员，后来又从事其他工作，如考古，参与消除东北的鼠疫，以及一度在天津讲授医学。其著名诗集《碑》（Steles，1912），共有诗60余首，用法语并承袭中国韵文形式，诗行不求齐整，但富于节奏，诗句简练婉约又蕴含哲理，开创了法国诗歌中一种新诗的样式，影响很大。此外，《远古人》、《勒内·莱斯》两部小说对法国当代小说具有先驱性的启示。谢阁兰在20年代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独特作用，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独到见解和其诗作特有的绘画技法和临床医生的精确性，使其迄今仍以独特的诗人闻名于世。
谢阁兰同时是法国著名的中国学者，由于他对中国的描述，使更多的法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在中国文化年开幕之际，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仪式上，时任法外长德维尔潘在提到中国文化对法国的重大影响时，还专门提到谢阁兰对法中文化交流的贡献。我想写谢阁兰，是因为其孙女像其祖父一样，仍在天天从事中法友好工作。她是法国企业运动所属的法中委员会的秘书长，叫劳尔·梅乐谢阁兰，就是我在上一章提到专门发起成立程抱一院士铸剑之友的那位。见到她每天热情饱满地为中法经贸合作努力工作，怎能不让我想起诗人谢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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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喜欢玩文化（6）
是的，法国有很多文人与外交有不解之缘，但仅在20个年头内，悠久的中华文化就孕育了克洛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这三位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这在法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这段美好的回忆验证了中法文化交流具有多么深厚的根基。
其实，写作在法国也是许多法国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马尔罗在中国的写作使其成为法著名作家和法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文化部长；
著名法国政治家、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从年轻时在法国驻波兰的外交岗位上认真研读大量有关中国书籍，最终成为法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论家；
中法文化年法方组委会主席昂格鲁米在1964年中法建交时出使中国，其在华的岁月使其创作了小说《颐和园之劫》，并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
我由此还想起了戴高乐将军、密特朗总统著书立说的习惯。虽然这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立场迥异，但他们都不愧为伟大的作家和修辞学家。读他们的书，字里行间都能感受法语文字的美。
写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文人中的文人，更是许多政治家梦寐以求之事。2003年12月11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接替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原塞内加尔总统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当选为法兰西院士。德斯坦的高兴心情自然不言而喻，因为在法兰西学院成立至今的3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