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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祠——一个连总统都难以问津的地方
谈到法兰西民族人杰地灵，先贤祠 （Le Panthéon）是最好的缩影。它位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在巴黎第一和第三大学附近，于1791年建成，是一座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它原是法国皇帝路易十五为报答神灵把他从重病中拯救回来而建造的一座叫圣·热内维耶瓦的大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先贤墓地，专门用来安放法国名人棺木的纪念堂。我以为，中文译成先贤祠，比早先翻译成的万神庙要贴切传神。先贤祠硕大的门楣上写着：“先贤们： 法兰西感谢你们”，令人心中油然一股敬意。祠内艺术装饰讲究，其穹顶上的大型壁画是名画家安托万·格罗特创作的。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绘画的主题改变，先贤祠具有了“纯粹的爱国与民族”特性。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大仲马共70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伟人。
在入祠的名人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显然分量最重，他们的棺材不仅被置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且各自独占一个墓室。在伏尔泰巨大的棕色棺木上篆刻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 。在同样大小的右侧卢梭棺木上是这样写道的：“这里安卧着自然和真理之人” 。有意思的是，伏尔泰与卢梭两人生前互为论敌，终生作对，同室而葬历史地实现了两位伟人的和解，也表明法兰西子孙不管两位哲人之间思想的分歧，对他们的思想和共和原则的全部认同。先贤祠的下层墓室分成四个侧翼，每个侧翼都呈十字形，名人们均长眠于此。他们有的是两人一个墓室，有的是4人或6人一个墓室，最多的是13个人同“住”一起。除伏尔泰和卢梭外，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法国作家还有雨果、左拉、马尔罗等。在科学家中，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也为中国人所熟悉。他们的墓室外摆放的介绍中有两幅图片，其中一幅是某年（上面没有标明）令人肃然起敬的先贤祠，门楣上写着：“先贤们： 法兰西感谢你们”。（2000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纪念大会”的图片。这大概是先贤祠中惟一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不能不提的是，在政治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即第二国际和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家让·饶勒斯。据说，他的灵柩是由几十名矿工抬进先贤祠的。
推崇名人的法兰西（3）
因为是先贤祠，顾名思义，是名人长眠的地方，因此只有名人才能进来。法国的皇帝、总统都另有墓地，进到这里来的标准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地位是否显赫，而是要看他对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贡献大小。据说直到今天，对于每一个拟移墓于此的名人，法国国民议会都要进行长时间反复讨论研究才能最终确定，来不得半点草率。当然，标准完全是依据法国人的想法来定的，可以说，谁算法国名人由法国人说了算。当然，这种标准有时也带有政治性，如第一个入葬先贤祠是大革命家米拉波。他死于1791年，当年葬入，3年后发生热月政变，又第一个被逐出先贤祠。米拉波被逐后“人民之友”马拉葬入，但不久又被移葬到普通公墓。法国人通常的解释是，马拉一生主张平*义，葬在先贤祠有悖其信念。实际上是米拉波、马拉的历史地位有争议，后人不愿承担历史责任。
诚然，如同谁能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中国的历史和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一样，谁能进入先贤祠是法国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定的，但参观完先贤祠，我觉得，无论是从法国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入选的标准还是公正的。因为长眠在这里的都是曾在某个领域改变过历史、创造过历史的人。来到这里，不管是对那些熟悉其名的长眠者，还是对那些不知其名的长眠者，参观者都很容易产生尊崇和敬重的感情。先贤祠并已不再是逝者的灵堂，更多的是法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来到此地，人们没有沉重的眼泪，只有无限的景仰，会像先贤祠门楣上写的那样，轻轻地说上一句：“先贤们，法兰西感谢你们”。
2002年11月30日，当我还在驻法使馆工作时，我从电视上目睹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灵柩从其家乡维莱科雷特墓地迁入先贤祠的盛大场面。是日，在共和国卫队的护送下，大仲马从家乡维莱科雷特小城一路走来，经过大仲马生前建造的基督山城堡，再经过法国参议院卢森堡宫，在万众的注目礼中来到了先贤祠。在先贤祠前的广场上，希拉克在颇具感*彩的致词中说到，共和国向大仲马如同巨河般的业绩致敬，是其著作展开了“一个永恒、多虑、战斗、英勇与优雅的法兰西的画卷”。随后，大仲马的灵柩由６名共和国卫队士兵肩负，在希拉克的随同下进入先贤祠。读者朋友知道，大仲马一生写下了300多部著作，其中家喻户晓的有《三剑客》和《基督山恩仇记》。通过他的作品，一代又一代读者漫游历史的法国，体会到法语的精妙。然而，作家生前身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世时，还被讥为“写作工厂”，学院气浓重的法国文学研究界一直与大仲马保持距离，很少有人把大仲马及其作品列为研究课题，大学法语系根本没有开设有关他的课程，其作品被冠之为不严肃，不具文学价值。因此，希拉克通过签署总统令，在大仲马诞辰200周年之际将其灵柩移入先贤祠，为的是改变某些批评家的偏见。因为大仲马是一位大众喜爱的作家，而文化是属于所有人的。希拉克在接受“大仲马之友协会”采访时表示，大仲马是法兰西语言文化在世界上最好的传播者。他在国外旅行时，真切地感受到大仲马在国外是如何深得人心的，如中国的江泽*席就曾对他说过，《基督山伯爵》是一部完美的小说。
2003年，法国大作曲家柏辽兹在诞辰200周年，其灵柩也在希拉克的总统令下移至先贤祠，但没有举行像大仲马那样的仪式。柏辽兹是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创始人，在法国和国际音乐界影响很大，获此殊荣理所应当。但2004年法国作家乔治桑诞辰200周年，希拉克总统却没有赏光，认为不能让过世名人每逢周年纪念日就会自动获得进入先贤祠的权利。此外，由乔治桑的孙女克里丝蒂亚娜·斯梅茨桑（Christiane SmeetsSand）等人所组成游说团要求在先贤祠内为乔治桑树碑的要求同样也被拒绝。但也有一些人，如乔治桑的书迷协会就同意总统的意见，反对移灵至先贤祠，认为这不符合这位一生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性格。
富有想像力的法兰西（1）
想像力——法兰西的灵魂
20世纪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这样感慨过：“想像力比知识更为重要”（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法国大百科全书将想像力（Pouvoir dimager）解释为一种通过理智、敏感等主观因素所产生的精神能力。富有想像力是法兰西文化的重要特征，更是其民族的灵魂。从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尔·凡尔纳到幼儿园的顽童（我亲眼目睹女儿是如何在法国幼儿园接受想像力培养的），法国老百姓人人喜欢想像。在法工作期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有想像力的人与法国人交往通常要比没有想像力的人容易得多。在法国人眼里，一个人要是不会想像，就等于对生活缺少热情、思维贫乏，与之交往索然无味。然而，这种通过理智和敏感所产生的精神能力并非一蹴而就的。
1637年，笛卡儿通过想像，把代数和几何学放在一起建立了解析几何，并建立了著名“笛卡儿坐标”。恩格斯是如此评价笛卡儿将变数引入数学所产生的数学革命的：“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成为可能的了，而它们也就立刻出现。”
1777年，拉瓦锡通过对磷、硫等易燃物的燃烧观察，以雄辩的实验事实推翻了统治化学理论达百年之久的燃素说，建立了以氧为中心的燃烧理论和质量守恒定律，引发了一场化学革命，并成为18世纪科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拉瓦锡还在其《化学纲要》想像出33种元素的分类表，成为人类第一张真正的化学元素表。
1864年，巴斯德通过显微镜发现微生物是葡萄酒发酵的真正原因，从此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1885 年 7月 6 日，巴斯德第一次给人注射狂犬疫苗，救活了被狂犬咬伤的病孩迈斯特。这种接种免疫法在医学临床中的使用引起了医学实践的重大变革。
1898年，居里夫妇经过45个月的时间，几十万次提炼了多达8吨的废铀矿渣，终于提炼出毫克氯化镭，从此引发了一场物理学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后，一个名叫埃菲尔的工程师，花了21个半月，用了7000吨钢、12000个金属部件、250只铆钉，在平地上建了座320米高的铁塔。埃菲尔铁塔不仅成了当年巴黎世博会的象征，也成了巴黎和法国人想像力的象征。当我有幸无数次经过这座拔地而起的高塔时，我常常会被工程师埃菲尔完美的工艺技术和丰富的想像力震撼。法国人这种无限的想像力，使法国在人类的科学发明史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其想像的过程，也就是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过程。
一部人类科技史是这样记述法国人的想像力的：
1734年，杜菲明确电荷仅有两种，异电相吸，同电相斥；
1752年，拉·卡伊和拉朗德用三角方法测量月球和地球间距离；
1769年，尼古拉·居纽发明蒸汽机动力驱动三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