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将使法兰西再创辉煌
应该说，是高福利体制拖累了法国的国际竞争力，使本该充满活力的法国社会受到了各种制约。记得我曾在上大学时与我的法国外教埃卡迪（René Egardi）先生讨论过此问题，我问他法国人为什么要休息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国家建设上？如果少放假一周，法国经济不就可以早日超过德国了吗？不料我这位社会党籍的老师马上很正色地对我说：“我亲爱的班长同学，人创造财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的生活吗？”
桀倔不傲的法兰西（4）
其实，与埃老师这样想法的法国人很普遍，在他们心目中，包括休息权在内的社保制度是法国几代矢志奋斗的结果。早在第一帝国时期，法国就有保护工伤者权利的社保条例。1848年二月革命后，“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被写进宪法。1893年法国开始实行公费医疗。1910年开始对65岁年龄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实行普遍性退休制度。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颁布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每年2周带薪休假制度的法令。二战后，法社保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规定所有在法国居住的人都应成为法社保对象。1956年法带薪假期增至每年3周，1969年又增至4周，1982年增至5周。从1982年起，法国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又减至35小时。与此同时，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物价上涨幅度至少每年增加一次。因此，社保又是法国社会进步的标志，看待法高福利与竞争力下降这对矛盾关系就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但优厚的福利待遇，不仅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抑富济贫的“第二次分配”，从而保证法国人普遍的生活安逸和维持社会公正。法每年税收和社会摊派占GDP的比例高达45％（美国仅为24％），一些法国企业家经常对我说，在法国最苦的差事是当老板，整天拼命干，在交完营业税、利润税、巨富税、遗产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后自己所剩无几。
我在经合组织内的几位经济专家朋友不时惋惜法国人“活在统制经济的桎梏之中”，觉得凭着法国的研发能力，法国经济应该还要好。在施瓦布博士主持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几乎每年的保留节目就是欧美经济模式之争，而随着法国竞争力排次不断的后移，法国总是逃脱不了作为自由经济学家嘲讽的教材命运。但法国人有法国人自己的理论，因为人的消费效用是不能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根据法国式的福利经济学，生活中的每一缕阳光、每一寸海滩都要即期消费。但遗憾的是，法国式福利经济学并不适应全球化的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跑道上你推我搡前进的时候，法国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如，谁也拿不出对策的失业问题。不管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解决源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横向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佩雷菲特曾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对话》中叙述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华帝国”，就是因为偏安一隅，不愿意接受变革的心态而导致发展的停止。法国人有一句名言：“改革很好，但最好从我邻居家里开始”。的确，在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不拥护改革的几乎没有，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不作强烈反抗的也几乎没有。因此，政府往往不改也不行，改也不行，处于两难之中。因此，无论是砸了麦当劳的法国农民博韦，还是街头*队伍里愤怒的公务员们，他们心中抑郁的怒火全要撒向经济全球化、撒向美式资本主义，因为是美国人搅乱了法国恬静的生活。
这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导致了法国今天特殊的政治文化。首先，左右翼都对目前的福利经济体制“情有独钟”，谁都不想改，也不能改，害怕引至选民的反抗。难怪希拉克在争取2002年第二届总统连任时最担心别人把他当成是企业家的知己。可见，这种选举政治制度本身使政治家很难开展严肃的改革。与我驻地一河之隔的阿尼埃（AsniereSurSeine）市市长阿希尔曼（Aeschilimann），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人*动党团全国法律书记，就亲口对我说过多次，法兰西*是低效率的，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高效的。法国要做事，需要从中国借鉴经验。他本人甚至表示，如果中方需要，他可以在法国公开场合宣传这种观点。类似这种评论我听的还有很多；其次，对复杂的经济生活，各派一头雾水，没有良药，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造成左派不左，右派不右，这使我们用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分野法看法国社会各阶层已很困难，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共有16位被国家宪法委员会确认的正式候选人参与，创第五共和国之最，表明了法政治多元化和后工业化治理时代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名不经传的邮递员贝藏什诺（Besancenot）和“工人斗争”运动候选人拉吉耶等托洛斯基派候选人获得10％的选民的支持。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首轮投票中极右翼政*民阵线主席勒庞获得的的选票，与现任总统希拉克只差两个多百分点，在当时法国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选举结果一公布，整个法国社会群情振奋，人人高唱着《马赛曲》走上街头，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拯救共和国。但从极右抬头可以发现，选民有病乱投医，是对若斯潘社会党政府忽略治安、高失业率等现实问题的惩罚；最后，法国政治文化呼唤政治强人。同所有欧洲福利经济国家一样，法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呼唤着一位像戴高乐那样的政治家来解决，但由于法国政治人物自身的丑闻不断，公信力不够，加上没有明确的政纲，老百姓将政治看得可有可无，影响了决策的可信性。尖刻的财经部伯盖司长认为，与市场经济理念不同的是，法国的政治还未达到像经济竞争那样的白热化。应该让那些落选者像商海中的企业那样走向破产，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各种竞争，去兜售他们那些被抛弃了的主张。
桀倔不傲的法兰西（5）
实事求是的讲，围绕法国社会的改革左右政府都做了不少工作，但相比之下，右派要包袱轻些，希拉克起用拉法兰，目的就是通过以务实著称的拉法兰重造法国。然后，拉法兰改革步履艰难，有许多法国特殊政治文化原因，也由刚性化的既得利益，也有管理体制的问题。许多法国人对我说，法国不是政治家统治，而是公务员专政。在法国立法机构国民议会的554议席中，三分之二是公务员背景。因此，不仅执行国家政治意愿的是公务员，搞政治的也是公务员。让公务员来改革公务员体制，仍是一种理想化的体制内革命，收效甚微在所难免。与英美体制相比，法国强化公务员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做法，虽然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政策连续，但也造成官僚主义和缺乏进取心的体制性弊端。70年代，佩雷菲特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法国病》（又译《官僚主义的弊病》），在法国社会引起震动。此书当时就对法国过分依赖集权于巴黎的教条主义式的官僚机构来治理国家提出了警告。最近几年，法国社会对培养精英政治的“国立行政学院”（L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一些国民议会议员公开上书总理要取消该学校。欧盟委员会前负责统一货币事务的委员德西尔基（YvesThibaut de Silguy），也就是当时启动欧元的那位“欧元先生”，作为前校友，他被政府责成起草一份有关“国立行政学院”在今天法国社会作用和前途的报告。在法国企业运动协会欢送吴大使的宴会上，我问他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德西尔尔基丝毫不犹豫地答道：“立即解散国立行政学院，越快越好！”
诚然，与世界各国一样，法国无疑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勒庞现象”为人们拉响了警钟。然而，我们是否就此可以断言法国在走向衰落呢？苛刻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如此批评政府的。对于这样的言论，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朋友很可能以为法国在衰退，法国和老欧洲将在国际社会的地平线上慢慢远去。其实，平心静气地想，有关法国衰落的议论并不起源于今天，从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以来，历史上法国知识界对法国前途的批评不绝于耳。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夏多布里昂、司汤达等法国作家的著作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如同代沟一样，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但是，法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不管财富的分配方式如何，法国从未像今天那样富有过。
2004年1月，法全国6170万居民，国泰民安，男性活到756岁，女性 829岁 。他们每月最低工资1090欧元，每小时工资7块1毛9欧分。在上班的人中，做职员的占三成，工人二成半，中介行业二成，干部与其他脑力劳动者占一成，而手工业者、商人、企业主远不到一成（仅占就业人口的），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经营者更少，仅为，也就是说，仅为的农业就业人口解决了全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可见法国农业生产力之高。按收入看，职工一年平均工资 20440欧元，自由职业者年收入 70126 欧元，干部 39360欧元，技术人员21190欧元，农业工人 21114欧元，技术工人14960欧元，职员14850。此外，只要你上班，就能每年享受5星期带薪假期，因此，七成的上班族要外出度假。2003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5510亿欧元，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交通、如核能、军工、电子技术、从大亚湾到岭澳、中法核能合作15年之久，双方合建的四个核电机组装机容量约400万千瓦，多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图为法中技术人员正在做技术交流。（２００３年９月）高速铁路、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