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都已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可怜的她还有“*”情结。
有人对我说，批评是伏尔泰故乡的传统精神，而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对权贵的批评；也有人对我说，中国那么好，讲点不同的意见怕什么，中国应有容忍批评的雅量；也有人说，人民已足够成熟，政府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辨别是非。我想，问题并不在批评本身，而是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中国，特别是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中国之古老、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什么都是可以发生的。特别是许多问题完全是发展过程中才出现的问题，如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务工农民的权益、国有企业资金外流等。如果按部分中国通描绘的图画看，中国的问题很多，甚至要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这样以偏概全，既没有叙述中国今天现实的全部，又没有在阐述问题时向法公众交代问题一旦解决后的明天。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资深的中国通对我说，她十分欣赏胡鞍钢，治学严谨，对政府既批评，又提建议。她特意向我强调，不负责任的批评不能反映学者的科研水平。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如果让这些人继续垄断中国问题，中法关系将难以前进。记得吴建民大使在对法公众演讲时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今天有人说埃菲尔铁塔马上要倒塌，大家肯定说这是个疯子。如果有人说中国政府马上要垮台了，人们就将他称之为‘中国通’。”我真的以为，中法关系那么好，前景又如此光辉灿烂，无论是中国通，还是中国研究法国的学者都要客观、实事求是地介绍对方的国家，这样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两国人民的深入交往架起沟通的桥梁。
沟通的赤字——谁之错？（3）
制度设计——对政府外交职能转变的呼唤
在很长时间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中法关系的重点放在做法政府高层和上流社会的工作上，实践检验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重点在政府外交，因而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工作力度显得不够，外宣工作针对性不够强。几乎我所有的同事都抱怨过我们的外宣资料形式单调，内外公众不分，事倍功半。这里的确有一个国家形象推介的技术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叫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就是要通过策划一系列针对普通大众的活动使自己国家形象改善和更加接近驻在国公民生活。中国文化年就是在法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在法国影响很大，甚至超过我们几年工作的总和。配合中国在法文化年，法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尽管均是商业运作，但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许多报刊发表社论、出专刊，连续报道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往中国新闻上电视较少，文化年期间屡屡曝光。许多电视台还专门集中放映中国电影，影响极大，普通民众对中国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据法方统计，至少有2000万法国人在文化年期间，直接或间接参与该活动。
但应该承认，我们与法国公众交流的制度设计上还有待完善，一些对话的渠道还有待拓宽。在目前阶段，中法交流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官方渠道，来自民间所谓的公民社会则少之又少。驻法使馆每年接待副部级以上政府代表团约200—300个，这个数目相当大，反映了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的密切度。但官方代表团的接待单位是政府机构，受众也是政府机构，对法国公众未能产生直接影响。在我印象中，很少有国内代表团愿意到法国的学校、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级商会发表演讲或接受法各种新闻媒体采访。这里有语言障碍问题，也有观念上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宣传不够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的中国题材故事影片、成龙的武打片、巩俐、张曼玉等著名女影星、中国杂技、少林寺武僧在法巡回演出、一年一度的唐人街春节*等，对法公众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官方代表团的总和。
作者代表大使与东盟国家使节一起出席Bussy市中国春节活动。图为活动后与市长和市府工作人员合影。（2003年2月）
随着法国作为中国游客的最终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似潮水般地大量涌入法国，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巴黎的主要观光景点、旅馆、机场车站，中国人川流不息，这对法国公众而言，中国已再具体不过了。在法国人眼光里，中国人就如同当年的日本观光客，在给法国增加大量旅游外汇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法国媒体称，以各种原因来法的中国人在2003年达到50万人，但巴黎旅游局官员和在巴黎从事旅游工作的中国朋友向我私下表示，法国同年已接待100万中国游客。法旅游部门希望在2006年底接待150万中国游客，届时这也可能是个保守的数字。作为友好的使者，中国游客将通过自己与法国社会的接触，将中国完整地再现在法国公众面前，这使中法交流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我想，无论是文化年的形式，还是大力发展旅游业，政府都有必要从制度设置上建立一种有利于两国人民深入交流的机制。我认为，除我们各级政府代表团和大使馆应该将与法国公民社会的交流视作一项基本任务外，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培养来自中国民间的中法友好组织，让这些组织在人民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在法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法中友协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方面功不可没。
我在巴黎时常常问自己，中法的交流在政府高层已心心相印，但为什么在高层频繁的接触和示好后，往往没有后续行动呢？从机制上看，原因就是中法交流存在着不对等。在法国方面，交流的主体是以几百万个人所组成的企业家队伍，或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民间社团，如各级法中友协，抑或类似上面提到的鲁特曼女士和劳奇这样的NGO，而我国一般是国家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法国是在与作为政府的中国打交道。在中国经营颇有成就的法国企业家毛云龙（Claude Moreno）对我说，中法民营企业家之间缺乏一种交流的纽带。中国既没有类似遍布法国各地的工商会，个人也不能像在法国那样，自己去有关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提供帮助。由于要面对各种政府部门的管辖，而不是直接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打交道，中国市场交易成本相形较高。我想，正是由于缺乏毛云龙所说的那种机制，各省市的领导在法国招商引资的演讲结束后，交流活动也就随之结束。同样，从法国的角度看，企业家由于找不到直接的合作伙伴，往往过于依赖希拉克总统访华或我国领导人访法。因此，在中法经济交往中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并由政府高层通过访问来获得大量订单和高层访结束后很难再有新订单，成为中法经济交往中的一大特点。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中法贸易额为176亿欧元，法国为德国、英国、荷兰之后我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虽然法中贸易同比增长％，但仍为德中经贸的42％。法对华出口46亿欧元，仅占其出口的；进口130亿欧元，占法进口。法《回声报》认为，与德国的市场份额相比，法在华市场份额仅，差距4倍之多。商务部的资料同样显示，法对华投资存量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法在华投资流量也从未超过我国年吸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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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4）
面对如此大的经贸发展的潜力，有人说，一旦有了好的平台和人才，中法经贸关系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但我以为，关键还在交流平台，平台有了，人才自然也就脱颖而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平台是由企业家队伍组成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各级商会组织应该为中法企业家无障碍的交流提供帮助，从而通过经济纽带将中法合作带至新的阶段。在上海申博期间，当时的家乐福总裁达尼埃尔·贝尔纳先生（Daniel Bernard）发起了一个由家乐福、法电、阿尔卡特、米其林、阿尔斯通、苏伊士水务、达能、巴黎国民银行、安盛等十多家法国著名企业成立的支持上海申博法国企业家俱乐部，它既是一个对法国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院外集团，也在摩纳哥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现场，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国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2002年12月3日）是这些企业共商进入中国市场大计的信息交换平台。在上海申博的日日夜夜，我与贝尔纳的顾问、家乐福副总裁何毕飞（Philippe Rabit）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上海在2002年月12月3日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胜出，我在第一时间从摩纳哥给他和贝尔纳通报了喜讯，他们像我一样欢欣鼓舞，后来还专门在巴黎著名的客丽容（Crillon）饭店与我们这批从摩纳哥凯旋而归的外交官联欢。
家乐福成立上海申博法国企业家后院团给我许多启示，这种俱乐部是中法经济合作的产物，也是催化剂。这种俱乐部多了，中法经济交流肯定会密切起来。但平心而论，这种俱乐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我想，原因大概有二。其一，企业不知如何利用外交资源。大使馆，包括商务处，服务的重点是法国政府或企业，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不是国内知名企业或国营大企业，一般中小企业（往往级别不够）是很难能够有效利用外交资源的。但从企业国际化角度看，任何企业对大使馆的外交需求却是一样大的。TCL总裁李东升在与法国汤姆逊签署合作协议时就对我说过，中国企业非常感谢和需要大使馆的支持；其二，外交官不知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囿于目前的体制，外交官与企业之间缺乏交流平台，他们不知企业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加上外交官个人的经历和学历，未必对复杂的经济生活都有所了解，更不要说给企业当参谋。我在斯特拉斯堡当领事时，有几件事迄今还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