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芸薇的散文风格，一如她的小说，不以辞取胜，而以情感人，写到她的几个宝贝儿女，固然深情款款，但在她最近的一本散文集《我带你游山玩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她的丈夫方达之先生，康芸薇与方达之结缡三十年，伉俪情深。方达之毕业于台大，有理想，有抱负，但却规规矩矩地做了一辈子公务员，壮志未酬，于1990年病逝。丈夫在世时，写到他的文章不多，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多说自己的先生，丈夫过世后，康芸薇写他的文章，篇篇感人。《我带你游山玩水》虽然不全是写方先生，但丈夫的身影却无所不在。这本集子，可以说是康芸薇为她先生方达之竖立起的一面纪念碑；纪念他们两人在一起幸福的日子，纪念丈夫走后哀伤的岁月。方达之在世时，康芸薇的文章总是充满了煦日和风，经过大悲后，即使写欢笑，也不免凄凉。
康芸薇的三个儿女个个孝顺，全是“妈妈党”，丈夫去世后，儿女们更加体贴，送礼物、陪妈妈旅行，但儿女的孝心却无法取代丈夫的情谊，丧夫的哀痛与失落，只有自知。小儿子继来大概是最受疼爱的幺儿了，一次继来把家中用得早已坏旧的餐具扔掉，康芸薇嚎啕大哭。儿子恐怕无法理会母亲的心情，他丢弃的，不是家中的破旧，而是母亲最珍贵的记忆，年轻人往前看，要摔掉过去的累赘，但对于暮年丧偶的母亲，与丈夫共同度过的过去，也就是她生命最美妙的部分，如何丢弃、怎能丢弃。伤逝，是这本集子最动人心弦的基调。
知音何处——康芸薇心中的山山水水（3）
康芸薇另外有一本散文集，题名《觅知音》，大概作家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读者吧。这次我把康芸薇几部作品重新细读一遍，发现康芸薇曾写过这么多篇好小说及感人的散文，竟然还有“但伤知音稀”的感叹，可见文章解人难得。
康芸薇附注
记不清找白先勇写序是哪年的事，总之我们都年轻，社会没有今天这样繁华，还很文学。有次文友聚会隐地说：
“白先勇如果给一本书写序，这本书至少可以多卖五百本。”
我马上对白先勇说：“我出书你要替我写个序。”
他也立即说好，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年代，朋友在一起很真诚，喜欢抢着说话，没有顾忌也没有委婉之辞，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
我是个很不会做事情的人，却又是家庭主妇，又是职业妇女，丈夫常说，我做事情慢中还带乱。因此，等我出《我带你游山玩水》找白先勇写序，我们头发都白了。
那时他正在忙《牡丹亭》来台北上演，带了我所有的书坐飞机，台湾、大陆、美国三地跑，序迟迟没给我，我催他，他说：
“你的书我都看完了，我还没有空坐下来，坐下来很快就写好了。”
白先勇在台北光复南路的家没有书桌，我那篇序他是等他弟睡了，坐在饭桌前写的。有没有人因为他的序买我的书我不知道，他看了我所有的作品，对我的了解，那种来自老朋友处的关怀与安慰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在此我特别对先勇说声：
“谢谢。”
康芸薇书目
《这样好的星期天》
短篇小说 文星书店 1966年8月
《这样好的星期天》
短篇小说 大地出版社 1981年4月
《两记耳光》
短篇小说 仙人掌出版社 1968年9月
《十八岁的愚昧》
短篇小说 晨钟出版社 1971年9月
《良夜星光》
短篇小说 尔雅出版社 1983年9月
《十二金钗》
短篇小说 大地出版社 1987年3月
《粉墨登场》
戏曲故事和人物访问 文建会 1990年4月
《觅知音》
散文 尔雅出版社 1994年3月
《我带你游山玩水》
散文 九歌出版社 2004年10月
康芸薇，民国25年（1936年）生，河南博爱人。曾在鱼市场担任文书工作，现已退休。康芸薇在南京读小学读到三年级，1949年，随奶奶、叔叔来台湾。康芸薇与父母亲从此长期分离。
上初中时，教康芸薇国文的是女作家王洁心（她的父亲是老作家王平陵）。康芸薇的作文经常得甲。1960年，康芸薇二十四岁，她开始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当时主编薛心镕，连续用了她不少稿，写了六年，康芸薇的第一本书《这样好的星期天》，于1966年8月，由文星书店出版，十五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地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康芸薇的第二本书，书名一改再改，最初叫《两记耳光》，晨钟接印，改名《十八岁的愚昧》，不久又变成《良夜星光》，成为尔雅丛书。
不同的年代，先后有不同的五家出版社痴情地为她出版这两本老书，可见康芸薇的书必有与众不同之处。
白先勇和水晶，都特别喜欢康芸薇的作品。白先勇说，如果康芸薇有新书出版，要为她写序。水晶则说：“好的文章，贵在没有烟火气。康芸薇的可贵处就在这里。在她那行云流水般纯净抒写里……像极了简？奥斯婷。”
在焦躁的年代里，康芸薇的作品是一股清流和暖流。她慢慢的调子，需要阅读者有一颗安静的心，才能欣赏她世界里的拙趣和童趣。
弃妇吟——琦君的《橘子红了》
远在大学时代，我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就读到琦君的文章了，多为散文，偶尔也有一两篇小说。后来许多年也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琦君的作品，当然，那时琦君早已是名重一时的散文家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像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琦君塑造成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段。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妇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委屈。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中国旧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多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乱源。汉朝吕后残害戚夫人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说《*》西门庆的众妻妾从头厮杀到尾，留给我们一幅最生动的中国“封建家庭”浮世绘。李瓶儿与尤二姐都是做小妇的典型悲剧人物，中国家庭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难怪“五四”以来，进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对象就是中国人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义又被列为罪恶之首，不少文学作品对此大加鞭笞，无情揭发。奇怪的是，这些当年轰动一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过境迁，却很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并无攻击“封建家庭”罪恶的企图，她落笔相当含蓄，对她父亲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责，甚至对她二妈写得也算宽容，事实上琦君笔下，她父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物——正派人物对自己发妻不自觉的残忍，有时更加可怕。琦君用隐而不露的曲笔，却把中国旧社会“封建家庭”中妇女的痛苦，写得如此深刻、令人难忘。“哀而不伤，怨而无诽”，中国文学这项传统法则，恐怕还是有点道理的。
《橘子红了》是琦君偶尔为之的一篇小说，主题与她多篇散文相同；旧社会中“封建家庭”牺牲者，弃妇的一首挽歌。大伯在外当官娶了做交际花的姨太太，从此伯妈在乡下就守了活寡。大伯无子，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妈擅自为大伯娶了个贫家女秀芬做三姨太，作为产子的工具！这种怪事在中国旧社会时有所闻，在别的国家则匪夷所思！大伯回到乡下，并与秀芬圆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给伯妈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四个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个弃妇。期间秀芬与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间，却发生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当然这段爱情必须以悲剧收场。秀芬果然怀孕了，然而伯妈的愿望并未达到，大伯没有回心转意，倒是交际花二姨太紧张起来，亲自下乡，要把秀芬带走，以便监控——这种重施王熙凤对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胎儿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她产子的功用，抑郁以终。这则古老的故事，琦君着力描写秀芬这个苦命女以及她与六叔那段凄美的爱情，但据我看这个故事中，伯妈这个三从四德看似平凡的旧式妇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弃妇还不算，又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纳妾生子，其实出自她自私的动机：希望把丈夫从交际花身边夺回来。秀芬之死，伯妈要负责任的。然而在琦君笔下，伯妈又是那样一个“豆腐心肠”的大好人。其实大伯按传统标准也没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会容许的。琦君的作品这些“好人”却往往做了最残酷最自私的事情来——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惊人的地方。论者往往称赞琦君的文章充满爱心，温馨动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认为远不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