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琦君的文章充满爱心，温馨动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认为远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觉的那一刻，琦君忽然提出了人性善与恶、好与坏、难辨难分，复杂暧昧的难题来了，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细细思量了。
据琦君自白，这个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并没有死，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几十年后，大陆经过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到了秀芬，她对过去一字不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坟已经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红了》这篇小说如果按照真实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剧性更浓一些。琦君心软，不忍让秀芬的苦难拖那样久了，像秀芬这种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琦君在尔雅印行的书
《三更有梦书当枕》
散文 1975年7月
《桂花雨》
散文 1976年12月
《细雨灯花落》
散文 1977年7月
《千里怀人月在峰》
散文 1978年9月
《钱塘江畔》
短篇小说 1980年4月
《琴心》
散文？小说 1980年12月
《烟愁》
散文 1981年9月
《母心似天空》
散文 1981年12月
《菁姐》
短篇小说 1981年12月
《一袭青衫万缕情》
散文 1991年7月
《词人之舟》
诗词赏析 1996年3月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1）
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e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50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二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抗俄”、“*”，在50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而且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30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35（1946）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 （《上海故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她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说起厦门街99巷陈家好婆，更是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 （《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3）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