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江山收眼底， 百业千行思谋深。
工业振兴老基地， 科学技术促创新。
狠抓“三农”固根本， 大力建设新农村。
沿海物丰先发展， 西部开发随后跟。
一部分人可先富， 弱势群体送饱温。
兄弟民族皆骨肉， 康庄大道携手奔。
锐意改革创奇迹， 发展稳定举国亲。
效率公平两相有， 神州气象日日新。
伟哉中国共产党， 砥柱中流信如神。
【导读】
1989年7月25日，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因桃色丑闻受到几个在野党攻讦，被迫辞职的消息。这是继竹下登因“利库路德”贿赂案辞职后，在短短两个月内下台的第二位日本首相。这条新闻激起了层层思想涟漪。有的说：“多党制似乎也有优点，一个党在台上执政，几个党在台下监督，如果有问题，很容易发现。”当时，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刚过，与我们合作的德国友人、驻地附近大学的学生也试探着同我们的年轻干部议论：“究竟一党执政好，还是多党制好”、“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去同大家探讨。
一见面，大家就直率的提出了问题。面对提问，我们首先郑重说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不是一党制，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除了同大家谈谈报刊杂志上的道理外，重点就国情是政党制度的基础谈了以下认识：
中国必须党领导（2）
政党的出现，适应了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是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比如说，手工业者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如果搞多党制的话，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为自己争取利益。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后才出现的。为什么西方现行的多党制度在封建社会没有出现呢？主要是因为那时的阶级、阶层关系比较复杂。就像《共产党宣言》中讲的那样：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被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业主、师傅、帮工、奴婢，而且几乎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如封建主阶级，有皇帝、贵族中的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第及靠仕途和战功上来的官吏与骑士等。在农民阶级中，有地主、自由民（小生产者）、佃农、农奴、奴婢，中间又横向穿插着宗教、宗族势力等等。整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阶级和阶层，而且各个阶级和阶层所代表的势力大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搞多党制，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相互间的利益冲突时，必然兵戎相见，天下大乱。所以，中世纪的西方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搞现在这种多党制的。
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使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对过去复杂的阶级、阶层关系进行了荡涤。对此，《共产党宣言》中有段非常精彩的概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封建社会制度便成为其发展的桎梏，资产阶级斗争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封建统治阶级。它以“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口号为旗帜，宣扬谁有钱、谁能发展生产谁执政，联合农民阶级推翻了封建主，在国家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皇帝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骑士、士大夫阶层也随之一扫而光。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促使蒸汽机、纺织机等各种机械制造业发展后，首先摧垮的是手工业者，经过无数次的“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一个个手工业作坊破产，原来的手工业者要么成为资产阶级，要么沦为工人——无产阶级。手工业主这个阶层不复存在，行会中的把头、师傅、帮工这些不同等第的群体也一起荡然无存。资本家为了进行原始积累，把触角伸向农村。因为种田不如搞工业合算，种粮不如养羊卖毛线合算，在“羊吃人”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或破产或因种田不如做工合算而流入城市，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少数地主要么沦为无产阶级，要么成为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不存在了，附在其上的地主、宗族、宗法势力等也荡然无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只认钱，谁有钱就给谁干，老子和儿子的账目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族长的话谁还听？经过这样反复的斗争、较量和荡涤，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有钱、有资产的，开工厂办公司的资产阶级；一个是没有钱、没有资产的，靠做工和给别人做事谋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多党制才巩固了下来。后来，经罗斯福等西方领导人倡导实施新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中产阶级的比例逐步增加，政党制度进一步巩固。因为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管有多少个政党，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不同财富成员特别是不同的财团之间也存在矛盾，但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通过几个政党的竞争制约，协调财团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很激烈，但是，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他们马上就会联合起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这是西方多党制条件下，社会尚能比较稳定的根本原因。
中国必须党领导（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照搬西方那种政党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到中国人民觉醒时，已失去了搞资本主义的条件。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阶层关系比《共产党宣言》中讲的还复杂。除了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封建皇族、宗法势力等等以外，中国比西方的封建社会还多了个官僚买办阶层。社会上存在这么多阶级、阶层和等第，而且不少阶级、阶层所代表的力量大体相当，如果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就会产生出无数的政党和利益团体，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
辛亥革命后，不少仁人志士都很高兴，觉得革命了，自由了，可以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了，哪个党有办法就让哪个党在台上干，其他的党在野监督，国家富强没问题了。结果事与愿违，一下子冒出了360多个党，党派纷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后来，虽然建立了国民党的全国性政权，但军阀割据势力仍然存在，那时全国有粤系、桂系、奉系、川系，还有滇系、晋系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从清末到解放，阎锡山独霸山西，蒋介石机关算尽也始终未能控制，当时山西的铁路都是窄轨，其它地区的火车开进去要换车轱辘。
以四川省为例，当时出了90多个党、20多个军阀。经过多年混战还剩下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潘文华等几股势力，他们既联合又斗争，无年不战，一直打到解放。当蒋介石想吃掉他们时，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蒋介石忙于其他战场时，他们又为争地盘大打出手，有时一仗下来死十几万人。蒋介石多次想利用矛盾分头吃掉他们，但除了刘湘被调出外，都未能吃掉。这几个军阀中，势力较弱的是刘文辉，后来只有两万来人，住在雅安。蒋介石想先从弱的打起，以图统一四川。但是，一直打到他败退台湾为止，也未能征服刘文辉。主要原因就是刘文辉势力大时想东进，其他几个军阀怕他抢地盘，便联合起来对付他。蒋介石想插足四川，便以刘文辉辖区种鸦片、要帮助打刘文辉为名出兵入川。激战中的几方听说蒋介石出兵，马上联合起来，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对付蒋介石。几路军阀联合部署，有的守一线，有的守二线。四川天险，易守难攻，内部联合起来，蒋介石便找不到缝隙。等蒋介石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几股势力又开始打起来。在蒋介石要入川时他们为什么能联合？就是怕蒋介石吃掉刘文辉后，再逐个吃掉其他几股势力。为了搞掉刘文辉，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抗战时蒋介石曾下令调刘文辉去抗战，调令一下，几路军阀马上商量如果真调去抗战，只要给装备、给养就去。但是蒋介石的目的是借机消灭异己，不会干。于是他们便致电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中央军装备好，理应把精锐调去抗战，我们是地方军，中央不给军饷、装备，靠就地取食，不能乘机消灭异己。其它军阀也致电反对这样做，蒋介石只好罢休。后来，蒋介石又打着修川藏公路的幌子，派军队进入川西雅安刘文辉军驻地。很明显，他是想以这个办法搞刘文辉的地盘。那时的火车每次只能运一个营，还未运够一个团，刘文辉就紧张起来了。这个团也怕刘文辉趁部队少时吃掉他们，一边加强构筑工事，一边收编土匪扩充实力，以缓解大部队运来前的燃眉之急。刘文辉看准这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