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本职工作，我开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一个社会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指标，一般是以每出生一百个女婴和相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值作比较。
国际上公认的最均衡、最合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0：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103个至107个男婴。
然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性别比开始攀升。
1990年为100：113，1995年为100：115，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可的最高警戒线。
当时，这种异常增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些领导和专家甚至认为是“假性增高”，可以通过人口年龄交替进行调节，不必“大惊小怪”。
国内媒体也将这一敏感话题列为禁区，不得宣传和讨论。
我作为从事超声医学诊断工作20多年的农工党员，常常为此焦虑不安。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最直接的原因是医学诊断仪器“B超”已经失控，造成了大量的选择性流产。
20世纪80年代初，医院的超声设备只有“A超”，通过“A超”观察脏器的回声波高低和疏密程度来判断病变。
80年代中期，随着“B超”技术的引进，进口“B超”设备开始在大城市医院用于临床诊断，尤其在妇产科领域，因其具有简便、直观、安全、准确等优点而被迅速推广普及。
90年代初，国产“B超”仪的大量生产面世，加快了在城乡中小医院、计生服务站的普及应用。
其推广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期间，央视春晚播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使全国亿万观众一夜之间都知道了“B超”还可以查胎儿性别这个专业秘密。
社会上少数利欲熏心的人，当上了“B超专业户”。
有些医务工作0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者违背职业道德，先是为亲朋好友中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后来又为亲朋好友介绍来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
更可怕的是便携式“B超”
已经沦为一般的非控商品，任何人花钱就可以买到。
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一个庞大的用“B超”鉴别胎儿性别的地下市场应运而生。
深圳有个黑B超个体户，一天竟能检查20多个孕妇，几天就成了万元户。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有五倍利润，就足以使人疯狂。
当时，一台简易“B超”价值8000元左右，如果要买二手机就更便宜了。
投资并不多，却能一本万利，带来滚滚财源。
就这样，黑B超泛滥成灾，大量的女婴被扼杀在出生之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愈演愈烈。
令“B超”技术研发者始料未及的是，当初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如今却成了扼杀女性胎儿的帮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4）
我作为一名超声医学工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如果国家不尽快采取措施，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增高的势头遏制住，将来势必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法律出现空白、法制尚不健全、有关领导和专家尚未关注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以提案方式反映真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认为，通过*党派和各级政协向政府反映社情和建议，是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
1994年10月，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以一个普通农工党员的名义，将这一敏感话题写成了《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引起高度关注》的党员个人建议，上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参政议政处。
章诒学秘书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份建议十分重视，很快又以“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名义上报农工党中央。
1995年，这份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领导在对待我的提案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我这个*员深受鼓舞和教育。
事实证明，中国各*党派不是什么“政治装饰物”。
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利的建议，你就可以大胆地提、放心地提。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全国政协提案委按“急事急办、特事特1办”的原则，在八届三次会议期间，召开了由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农工党中央等单位参加的“现场协商会”。
农工党中央指示我在协商会上作主题发言。
在协商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家里打去电话，我向蒋副主席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顾虑，他在电话中亲切地安慰我“不要紧张，就按建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讲，有关领导会理解的。”蒋副主席的话让我精神放松了许多，也进一步理清了我的发言思路。
第二天，我作为提案的第一作者，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协商单位的主要领导，其中有国家计生委派出的副主任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现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维庆（右二）在笔者（右三）的陪同下了解B超仪器使用情况。
2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李宏规、蒋正华和四位司长。
会后才得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同志为开好协商会做了周密安排。
她指示正在天津开会的几位司长连夜返回北京，立即准备材料，做好现场答复准备。
会议室里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的记者，他们都希望参加协商会的部、委领导就性别比增高问题接受现场采访。
鉴于当时提案内容的高度敏感性，领导们都婉言谢绝了。
会议开始后，当我面对如此众多的“顶头上司”，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压力，甚至有些后悔不该提出这么敏感的提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需要某些部门承担责任的重大问题。
但是，转而一想，我作为一个*党派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向上级如实反映涉及民生、民意的重大社会问题。
否则就是失职、失责。
尽管提了，单位不会给我多发奖金；不提，单位也不会扣发我奖金。
但是，提了就可求得内心平静，不提就会受到良心谴责。
世界上最难承受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来自内心的自责。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5）
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坦然发言和提问。
随着会议的进行，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与会领导的真诚、直率，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
他们充分肯定农工党中央的提案提得非常及时、非常准确。
提案反映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
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将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有专家甚至担心，20年后我国因性别比失衡会产生大规模情杀、*、*、买卖妇女的性犯罪现象。
大家形成了共识，要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首先要治理“B超”失控，最根本的是要持之以恒地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正确生育观念，同时还要着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确保“生女户”享受到“老有所养、生活无忧”的优惠政策。
会议开得紧张、热烈、和谐。
中午散会，我搭上了送司长们回机关的中巴车。
有位司长开玩笑地对我说：“毓星啊，你可把我们整苦了！昨天夜里，为准备材料，3我们几乎一夜没睡。
今天这顿中午饭该由你请我们啦！”我怀着又高兴又内疚的心情，请四位司长吃了顿便饭。
席间，大家还在讨论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的话题。
这是一顿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午餐，是上午协商内容的深入和延续。
2005年5月，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农工党中央联合组成考察团赴江西、浙江等地调研。
据参与调研的同志回来讲，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个别地方已经失衡到100：137。
联合考察团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综合治理，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活动要加大打击力度。
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育年龄段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700万，这就意味着平均有20％的适龄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大家都看过《动物世界》，两头公狮、两头公牛、两只公猴……拼死肉搏，为了什么？动物学家的回答是，争夺配偶权！在动物同类中，没有什么比争夺配偶权更为惨烈的搏斗了。
人类既有社会属性又有动物属性。
但是，一旦整个社会的性别比失衡到严重程度，人的动物本性就会暴露无遗。
刑侦专家和社会学家告诉人们，性别比失衡有碍家庭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性别比失衡将导致拐卖妇女、跨境非法婚姻、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
因此必须坚持综合治理、常抓不懈。
自农工党中央1995年首先提出“采取综合措施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建议后，有关部委、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和管理办法。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6年3月，《刑法》
修正案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后增加了一条：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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