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战争，以谈判对付谈判，以革命宣传对付反革命宣传，等等。我们所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的。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和壮大人民的力量，积累和丰富革命的经验，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住世界和平。”
（三）为澄清和回答美共领导人对我们处理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所作的歪曲与攻击，社论概述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和我国政府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初稿写了下列两段文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的100多年期间，美、英、法、俄、日、意、奥、葡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南京条约、爱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土地。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租’澳门，有的则像恩格斯在1858年所说，一次就‘夺得了面积等于法德两国的领土和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就宣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我们从来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的问题，而不诉诸武力。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两段文字，经3月3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改情况如下：关于侵华历史的一段文字未动。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段改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就宣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同时，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区别对待的。我们从来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之间的问题，而不诉诸武力。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5）
3月6日，周总理对这一段文字的表述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指出，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同别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采取四种态度加以处理，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的，是指国民党政府时期订的，不是指历史上所有时期。现在我们只讲按这四种态度处理，应作何解？是指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例如，马关条约早已废除；辛丑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也已失效；实际上只有香港、九龙等少数条约有效。如果是指边界问题，那么边界问题能否采取这四种态度处理？边界问题，是否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总之，情况比较复杂，要考虑如何表述得更准确和更全面。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3月6日对这两大段文字作了一次修改。3月7日，又对这两大段文字作了最后的修改，成为定稿。为了便于进行比较，现把见报的两大段抄录如下：“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100多年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爱珲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1887年中葡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01年辛丑条约，等等。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租借中国的土地。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占澳门，等等。”“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台湾、澎湖，已经在1945年归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澎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行使主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同时，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的华沙谈判，争取解决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社论稿最后讲到美国国内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在审稿时提出：讲美国国内存在反对垄断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统一战线，要讲得更宽些，要包括知识界、文化界各方面进步人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最后这段文字修改补充如下：“在美国，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有广泛的*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在科学界、艺术界、新闻界、文化教育界有许多正直和进步的人士。在美国，有规模巨大的工人斗争，有不断发展的黑人斗争，有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运动。在美国，存在着反对垄断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的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寄以殷切的希望。”（文中“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个短句里的“教条主义”四个字是毛主席最后加上的。）
这篇评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1963年3月8日发表。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1）
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会谈前双方的声明战
1963年6月14日*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随即着手进行两党会谈备用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在这同时，双方在会谈前夕进行了一场“声明战”。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复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封复信。接着，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表示苏共坚决地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并责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7月1日，*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宣布参加两党会谈的*代表团的组成，严正表示*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及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声明还说，对苏共中央6月18日声明、6月21日决议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我们现在暂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外，还为他们不能发表我们6月14日信进行解释，说发表就要答复，那就要导致论战的加剧。声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央信件的答复。7月5日，*中央发表声明，驳回苏共中央7月4日声明，并强调*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声明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7月5日晨7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彭真，团员康生、*、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我驻苏大使）。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余湛等为顾问。钓鱼台8号楼的李鑫（康生的秘书）、贾一血、朱庭光、崔奇作为助理工作人员也随团去莫斯科。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小平同志坐第一架，彭真同志坐第二架，约7时40分从北京起飞，中途在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各停一小时，北京时间下午7时40分左右飞抵莫斯科机场，恰好花了一整天。
在莫斯科，除代表团成员住在列宁山上的别墅，其余工作人员都住在我驻苏使馆。按对等原则，中苏在对方首都所建使馆都是占地面积非常之大的。驻莫斯科使馆有个很宽敞的庭院，办公楼有好多房间，使馆同志带我们看，朝北的所有房间都空着不能用，莫斯科大学的36层大楼近在咫尺，利用现代技术就能窥视室内情况，难以保密。在整个会谈期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使馆办公楼里生活和工作，除了列席会谈以外，不曾迈出使馆大门一步。小平同志和代表团成员每天到使馆来开会。会议在大使馆内一个保密室里进行。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户，是我外交人员进驻使馆后重新加以装修的。
赫鲁晓夫在招待*的宴会上，用餐刀敲响菜盘喊道：
要团结就必须停止互相论战我代表团抵莫斯科时，当地时间是下午2时，苏斯洛夫等到机场欢迎*代表团，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真理报》作了报道。据代表团翻译李越然同志回忆，在午宴上中苏领导人就进行了初次的交锋。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