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人都会惊恐的发现，由不学无术且心理阴暗的太监来主持日常工作，原来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幸的是，皇帝并只是此时此刻分的留恋人世，在他驾崩后，失去靠山的宦官们就会在新的外戚集团的打击下烟消云散。就这样，外戚和宦官无休止的循环斗争成了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两大政治集团在他们的眼中更像是一丘之貉，因为不管是哪方执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总是在一路走低。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比如汉桓帝时的外戚梁冀，这位大将军专权二十多年，肆意妄为，被人称为“跋扈将军”。（这是汉质帝以生命的代价给他起的外号，因为梁冀听说后就把八岁的他给毒死了。）
梁冀大权在握，心如蛇蝎，官员们进京城公干，如果不去“顺道”拜访，送上土特产品，就会有性命之忧。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有一次北海太守侯猛到京没有理会他，结果没多久就被梁冀找了个理由给腰斩了。梁冀特别喜欢财物，他听说大财主孙奋相当的有钱，便狮子大张口，要“借”孙奋五千万钱，孙奋没有办法，先拿出了三千万钱给他。梁冀一看就火大了，马上侮蔑孙奋的老母亲是从他家逃出来的奴婢（梁冀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看来是不一般），然后根据这个罪名派兵给孙家免费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把东西抄了个一干二净。
除了喜欢罗织罪名整人外，梁冀还对如何修建大而全的豪宅有着狂热的爱好，只要一盖房子，必定和老婆在对街同时施工，“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通过引入竞争的模式，来达到追求完美的目的。后来梁冀事败被抄家时，家财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亿！
外戚在掌权时花天酒地，宦官上台后也不甘示弱。汉桓帝在诛杀梁冀后，五位立有大功的宦官被同日封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由于宦官没有后代，无牵无挂的他们不用考虑为子孙后代积点阴德以求上苍的庇护，所以作起恶来理直气壮、不加掩饰。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汉灵帝时，宦官势力继续膨胀，张让、赵忠等十二人都是中常侍，“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有的大臣上书灵帝，要求皇帝处死他们以安天下，没想到灵帝却大言不惭的驳斥道：“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你们难道让我弑父杀母不成！）有了皇帝这片难得的孝心，众位雌雄难辨的“太上皇”和“太上母”就更加的有恃无恐了。
东汉统治阶级这种窝里斗，极大的消耗了政治资源，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社会的腐朽衰败。当时流传的歌谣里描述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一切，到此便乱了套了！
老年男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没有立即又一次凝色的说下去。
或许他想到的是他一生无限的辉煌！
或是，他所缔造的无线权力的**，所有的一切，只因为他的存在，才存在。
就先眼前的淳于善木，这个花旗国崇圣联盟的总堂主，在别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是，走到了自己面前，却永远只能卑躬屈膝！
“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这是《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的名言，简洁而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耐人寻味。
花旗国诗人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林中路》，仿佛是在为这句话做精彩的注脚：诗人把人生比作在树林中走路，有无数的岔路口，任你选择，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沿着你选择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当你做出了无数选择——正确的或错误的，走到路的尽头回头又一次凝色的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见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走了一条路——那就是你来时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运。
“对于这仅有的一个命运，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保尔·柯察津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
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由领袖把握。
1953年，当政近三十年的“钢铁巨人”斯大林向死神屈服了，1813年，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了他生平最惨重的失败，2000年，叶利钦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夜晚发表了他的辞职演说，1969年，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失败，黯然下台……这些和历史巨人道别的时刻，总是令人感慨。相当的多次，当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
“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领袖人物是他所在的时代灵魂，因此，他的离开，就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他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命运，是“最高命运”。
而要让个人命运上升为最高命运，就必须得到一样东西。
最高权力。
最高权力的游戏，如此残酷，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如此美丽。
在人类的所有欲望中，没有那一种欲望，比对权力的渴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渴望，更为强烈；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没有哪一种斗争，比权力斗争，尤其是最高权力的斗争，更能带来这么多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背叛、疯狂和屠杀。但同样，也没有那一条道路，比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更能产生这么多令人心驰神往的传奇、辉煌、成就和雄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是国家总理、政党领袖、地方诸侯、三军统帅……，都是一个国家里那些具有最好的运气、胆略和智谋的人物。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已经功成名就，地位显赫，但如果他们就此停步，那就只能和历史上数不清的总理、党魁、诸侯一样，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模糊。当我们翻开史书，偶尔也能见到他们的名字，晓得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两句话、做过的一两件事——但也仅此而已，时代的主题并不由他们书写，历史的命运也并不由他们把握，他们转动脑筋努力的想各种问题。
＇第二卷 我欲乘风 第080章 置之度外（4）＇
当拿破仑征服意大利返回巴黎的时候，老同学布里昂恭维他说：“波那巴，你已经名闻遐迩、震烁古今了。”这位后来的欧洲征服者轻蔑地一笑，坚定的说：“不，布里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个世纪以后，关于我的记载，在世界史上都不会占到半页的篇幅！”
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林肯：“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当总统，他的伟大恐怕只有上帝才晓得。”
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转动脑筋相当的快的想了想零。他们只有添在领袖人数后面才具有意义。
崇高的地位和历史的变迁，为这样一批人提供了从零到自然数的飞跃的机会。这是无比惊险的一跃。一个人数十年的磨炼，一个国家数百年来的机遇，一个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注定要写下的篇章，猛地一刹那间之间，就在那一刻全部汇聚、冲突、爆发，然后决定。人类所能拥有的所有力量：野心与奉献、知识与智慧、激辩与话语少的可怜的、妥协与暴力、坚强与忍耐、果断与沉着……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有的人赢了，他从此属于千秋万代；有的人输了，他从此泯然于芸芸众生。
凡是在同学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不得不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
难道说，真的是如此吗？
老年男子一时间竟然惆怅了起来，更悲哀的是，自己居然也不晓得是在惆怅什么！
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大华！
大华！
老年男子默默的念叨着这两个字，眼神之间，竟然闪出了一丝水状物体。
淳于善木也发现了这点异状，刚想开口询问，结果，老年男子未卜先知的抬起了手，示意淳于善木不必说话，然后，雨烟的望着远方，似乎想看出个究竟来！
远处，蔚蓝的天空，一时间，似乎也凝现了相当的多雾气！
常常有人借口“大华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
在大华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花旗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是一回事。
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