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了。伯蒂
彻的心思似乎没放在这种文本式的心理状态之中。
巴德伯蒂彻：电影批评研究（5）
另一方面，伯蒂彻将阿鲁扎视作一个偶像，斗牛这一历史悠久的仪式中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一方面，阿鲁扎才是真正独特的，我们也希望伯蒂彻能为此而敬仰阿鲁扎。实拍的斗牛戏在形
式上有着很好的结构；它们都是基于一种回归和重复的原则而建立。一旦到了斗牛场中，阿鲁扎便成了一场永恒不变的道德剧中
的“每个人”（Everyman）。他的演出做的基本都是同样的事，同样的举动和步伐，那些遥远但却专注的观众，也理应有着同样的反应。这时，观众对阿鲁扎的看法是两面性的，任何心理研究的借口都消失不见了。《阿鲁扎》结束的方式和它的开始一样，而且也和《斗牛士与美人》的结尾方式一样：一个墨西哥广场上的雕像的镜头；但是，在《阿鲁扎》里，那座雕像正是阿鲁扎本人。影片从阿鲁扎的一个定格画面开始收尾，旁白简短地提到了他平淡无意义的死亡（他在一次车祸中死去），随后又说，只要他被大家记得，就可算是依然活着。然后影片在一个阿鲁扎雕像的仰拍画面上结束。影片的情绪和意图都是偶像崇拜式的；阿鲁扎被变形成某种偶像，永远地伫立在斗牛士神殿的大门口。这个镜头和结尾中的另一个镜头形成了直接的对照，在那个镜头里，阿鲁扎夫人和她的孩子们看着电视里的阿鲁扎。已经被铸成人像放在墨西哥广场前头的阿鲁扎，已经没有了明显的个性，没有了妻子和孩子，以前有
没有过家人现在也都变得不再重要。他彻底地失去了个性。
再一次，伯蒂彻的两难处境明显地让人感到痛苦。作为朋友的伯蒂彻视阿鲁扎为一个有技术、有才能的人，他身上的问题和焦虑与别人的差不多。而作为观众的伯蒂彻眼中的阿鲁扎，就像是很多墨西哥人一直以来对斗牛士的直觉的看法一样：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原始象征符号。和《斗牛士与美人》一样，伯蒂彻可以快速地、毫无警告地转变自己的态度。最后的斗牛开始之前，有那么一个镜头从阿鲁扎的车里拍出去，当时车正开进墨西哥广场。那个视点是阿鲁扎的，观众能感觉到他的恐惧和不安。但是一
旦进入斗牛场，视点又变成了观众的，阿鲁扎成为被关注的一部分。
巴德？伯蒂彻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原始的电影人。电影诞生于20世纪，是资本主义和科技发展的副产品，尽管它们通常都是天真、想法简单、多愁善感的，但却很少会是原始的。很多如今被
视作原始的电影，其实也只是精炼或简朴而已。电影研究的通常都是个人的困境，很少会去研究集体的。伯蒂彻却出于直觉地执迷于原始的两难处境：个人在什么时
候会变形成为原型？这是个有着相当知性深度的主题（虽然伯蒂彻自己并不一定是个有着知性深度的人），它将通向艺术的源头。它是原始的，但这里的“原始”一词，取的是它最好的意思，既不是
粗俗的也不是幼稚的，而是高度形式化的、原型的。
伯蒂彻的西部片引人注意的成就在于它们能够实现从个人到偶像的变形，在此过程中，它们变得更加现代和模糊。伯特？肯尼迪的剧本似乎为伯蒂彻提供了他所需的桥梁。肯尼迪的剧本令伯蒂彻的原型“变得世俗”：逼着他进入到一个充满了讽刺、黑色幽默、悲观主义和道德模糊的世界之中。将肯尼迪的剧本搬上银幕的巨大压力（有些西部片的拍摄计划仅有十二天），暂时地逼迫伯蒂彻走出他的两难处境：斯科特（RandolphScott，四五十年代的大制作彩色西部片明星，50年代末为伯蒂彻主演了一系列B级西部片。———译注）变成了一个现代原型，一个能够感觉到个人和
偶像之间区别的人，一个可以在这两者间摇摆的人。
阿鲁扎和斯科特之间的区别也是基于行动（良好品行）的道德和基于决定（恩典）的道德之间的区别。在一篇关于道德剧（伯蒂彻的电影与之有很多相似处）的文章中，马文？哈维尔松（MarvinHalverson）对中世纪道德和现代道德作了一番对比，这种对比也
很适用于伯蒂彻的斗牛电影和西部片。中世纪道德剧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之上：人通过自己的良好品行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人通过自己大量的良好品行，证明他值得上帝来接纳他。由此，每一个普通人得出了这样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在教堂提供的多种工具的协助下，人完成自己的自我拯救。但是，20世纪的经历令人们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巴德伯蒂彻：电影批评研究（6）
得，这样的观点并无道理，因为他发现自治之路是一条死路，
他在路的尽头看到了“此路不通”的标志。
于是，道德剧之间的区别不仅象征了几世纪之间戏剧艺术的变化，也体现出一种对人生的现代理解方式和对基督教的不同认知。所以我们可以恰当地断言，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道德：行动的道德和恩典的道德。
恩典的概念在现代道德电影（例如布烈松的《死囚越狱》）中
显得严峻，它将伯蒂彻的原始原型推到了现代背景之中。在兰温公司出品的西部片中，伦道夫？斯科特并非像原始的阿鲁扎那样，不得不通过他的技能来拯救自己。相反，他的武器是他的智慧、机智，最重要的，还有他彻底的道德感。除了《七寇伏尸记》之外，斯科特并非是个特别有本事的枪手，他经常要看别人的脸色。每部西部片里，他至少都会被敌人饶过一次命，而在《单骑血战》（BuchananRidesAlone）中，他更是五次大难不死。他之所以能活下来，仅仅只是因为他是正义的一方，正如他的敌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他们代表了邪恶的一方而已。斯科特能获胜，其中并无很实质性的原因；换作任何一部反映“普通”事态进程的电影，他早在放到第二卷胶片时就已经死了（一卷胶片大约放映12分钟。———译注）。一次又一次，他为了正义的道德感置生命于不顾，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豁免。他似乎得到了某种外部资源的支持和引导，他深知这种资源会助他一臂之力。从某个奇怪的角度来说，伯蒂彻的斯科特就像是布烈松的圣女贞德，一个靠某种特殊
需求活着的人，一个对世俗的危险不做理性回应的人。 斯科特正是通过这种神秘的恩典才存在的，是他面对恩典时
的决定令他可以按照原型来发挥作用，就像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普通人那样。恩典，即使在它最世俗的形式下，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某种事情———例如他能做出的良好行为；恩典是某种被赋予他的东西，同时又是他必须选择的某种东西。兰温西部片的两两难；不是行为的两难，而是决定的两难。决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们是复杂和模糊的：一个人必须清楚恩典的存在，知道他有可
能为之做出决定，做好决定之后就要坚持，直到生命终结兰温公司的伯蒂彻—肯尼迪组合塑造的那些人物通过道德
决定来拯救或毁灭自己。斯科特一直用道德问题来对抗他的敌人。在《蛮山野侠》（ancheStation）中，理查德？拉斯特（RichardRust）谈起他一个死去的同伴时说：“那不是他的错。他只懂得疯狂的那一套。”斯科特回答道：“一个人随时都能跨过界。”拉斯特又回答道：“没那么容易，完全没有那么容易。”“跨过界”并非是一个实际的动作，而是一个道德决定。斯科特知道跨过界“没那么容易”，但他也很清楚，那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的道德立场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恩典，斯科特拥有的这种杰出力量，其实每个人物都能得到，只要他选择就行。有时候，那些反派（他们其实很像斯科特自己）看似早就命定了会拒绝这一恩典。“我已经走得太远了，没法再回头。”《蛮山野侠》中的克劳德？阿金（ClaudeAkin）在与斯科特对决前说。但斯科特反对道德上的失败主义，当《大恐怖》（TallT）中的理查德？波纳（RichardBoone）说“有时候你没有选择”时，斯科特回答道：“你没有吗？”很少———十分罕见———的情况下，反派才有可能跨过界，做出代表正义的决定，就像是《单格屠龙》（RideLonesome）里的佩内尔？罗
伯茨（PernellRoberts）所做的。
幽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机智，是对斯科特原型的“现代性”进行衡量的标准。玛诺罗和阿鲁扎是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他们以一种很简单直白的方式认识和执行自己的任务。作为对比，伦道夫？斯科特却具有一种可爱的、简洁的幽默感。他并不喜欢在身体上和对手做抵抗，他更喜欢玩文字游戏，说寓言故事。他运用的是一种朴实的苏格拉底式的方法：质问、逗弄、建议。斯科特的任务只是在原则上是简单直白的，但事实上却是模糊和迂回
巴德伯蒂彻：电影批评研究（7）
的。斯科特不仅在生存中找到了讽刺，而且还找到了快乐。斯科特 的机智是一种防御机制：他知道如果他有耐心，他的善自然会得
到回报，而讽刺则会带来必要的距离，有了这距离，他就能耐心地等待，反正事情不可避免地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在一个权宜的世界中被赋予人性的美德，那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境，斯科
特的讽刺允许他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
斯科特的深刻讽刺在伯蒂彻的电影里是独一无二的，可能也是他与编剧伯特？肯尼迪合作关系的一种副产品。你可以假设伯蒂彻—肯尼迪的互动是这样的：肯尼迪想要“玩弄”一下斯科特扮演的人物，让他进入那些令人困惑、尴尬、受侮辱的情景。于是剧本经常会令斯科特处于某种让人丢脸的局面中，那么做如果不是为了贬低一个原型，那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