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阎老师为人太谦和了，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凡是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书上的读者，他从不拒绝；凡是要求跟他合影的，他也从不拒绝，而且一定得站起来照。
我观察着涌动的人群。有好几个小朋友排在队伍里边。我看到一个跟我孙女阿牛差不多的小女孩，抱了好几本，我把她叫了过来。
“小朋友，你为什么买书？”
“我替我爸爸买。”
“你不看这书吗？”
“不看。我看电视。和爸爸一起看。”
“你知道袁崇焕吗？”
“知道。”
“他是什么人？”
“好人。”
“怎么是好人？”
“他很聪明。”
听了小孩的回答，我想，袁崇焕聪明！这算什么评价？这孩子还是看热闹啊。我继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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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彩。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它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
于丹“酷评”和“捧哏”
百家讲坛渐渐热闹起来时，“说聊斋”也忝列其中。北京开个主讲人和影视研究者的联席会，因为我是外地的，没参加。正是那次会后“说聊斋”从六集扩充成二十四集。当时大家研讨的内容固然有我等这些讲六集、八集的“散兵游勇”，但一讲就是三十八集《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是主要研讨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第一个发言，说要给阎崇年老师提个批评意见。
人们愕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电视台领导和许多前辈，年轻的于丹第一个发言已算勇气不小，偏偏还要提“批评”意见？
于丹说：“阎崇年老师害苦了我妈！她老人家本来天天要午睡，自从播‘正说清朝十二帝’，她再也不肯睡午觉了，非得从头到尾看下来不可！”
更有甚者，不仅于丹的母亲，于丹邻居家的老太太们，全都不睡午觉了，都看清十二帝！而且经常聚到一起“讨论”。
于丹的“批评”说完，人们大笑起来。
其实，于丹是包括百家讲坛在内的科学与教育频道总顾问，第一个发言没什么稀奇。而以“批评”形式“褒扬”，不能不说是巧妙“酷评”了。
人生相处不何逢？时隔一年多，《于丹＜论语＞心得》紧随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通过中华书局，声势浩大地推向图书市场。2007年初，中华书局决定在北京春季图书定货会期间召开重点客户联谊会，请阎崇年在会上讲讲。
阎崇年说：“我和于丹老师一起讲吧。”
于丹说：“我给阎老师‘捧哏’吧！”
阎崇年、于丹并排往讲台上一站，阎崇年说：“中华书局花费大量心血出版我们的书，我们表示感谢！”
此语刚完，于丹一个九十度鞠躬！众人大乐。
阎崇年继续说：“中华书局各方面为出好我们的书，辛苦了！”
话语未落地，于丹又是个大鞠躬，超过九十度。再猛一点儿，那美丽的小脑袋就磕地上了。众人又是大乐！
阎崇年接着说感谢的话，于丹不干了：“阎老师，您能不能一总儿把感谢的话说完，我也好快一点儿完成三叩九拜呀？”
众人哄堂大乐！
在济南，阎崇年告诉我，有人把《于丹＜论语＞心得》和美国畅销书《心灵鸡汤》类比，拿来问他，他这样回答：“我最近有点儿累，有位相当有资质的朋友告诉我：买两只鸡煮了，不喝肉，只喝汤，身体很快就会复原。”
这是不正面回答的巧妙回答。
阎崇年学会于丹的“酷评”了。
阎崇年先生此次到济南，我担任了“捧哏”角色，不过我只能算B角。那么，给阎崇年“捧哏”的A角于丹此时哪儿去了？
我从短信上知道，于丹刚刚转悠完长春――上海――北京，又跑到新加坡了。我发条短信：“小妮子满世界跑，不怕跑折腿？”于丹回道：“小妮子的腿功能和女足有一拼，不是任重道远练出来的，生是逛商店练出来的。”
在饭桌上，我一边跟阎崇年老师聊着王立群讲《史记》时，图书市场出现“王立群好友论《史记》”的咄咄怪事，一边给王立群发短信核实情况。顺手给于丹发了一条，告诉她：阎崇年在济南，我成了给老爷子跑街的，他一个劲夸你哪。
于丹回道：“感动啊，感动啊，替我抱抱亲爱的阎老师，你是替身，算我抱的。”
好个精豆儿小妮子，你满世界乱逛，倒从千里外抓个“捧哏”的“替身”？
而且，一分钱出场费不付？
性情中人易中天
易中天品三国，从2006年春天开锣，到2007年暑假才可能收场。易中天品了曹操、品诸葛亮，品了刘备、品孙权。那么，品评古代人物的易中天需要不需要加以品评？
易中天跟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有几分相似。他们又都跟曹操有几分相似，他们在百家讲坛被称为“可爱的奸雄”。
曹操在听到人说他是“奸雄”时反而高兴，他认为，这固然说他“奸”，但主要是说他“雄”。万卫和易中天听到“可爱的奸雄”也应该高兴。因为，百家讲坛的专家和编导说他们俩个是“可爱的奸雄”，主要说他们“可爱”，至于他们在电视大战中成了“英雄”，他们为了提高栏目地位而奇招迭出，“奸滑”得可以，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照我看来，可爱不可爱，奸雄不奸雄，又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