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应有的重视，他绝对需要我的帮助。为此，他向我眨了眨眼睛，表示要给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偿——他说，一种罕见的恐惧感曾是我当时行为的动机，他想把这称作是耶普森恐惧症，而这将给我一个机会，有朝一日进入心理学辞典。
得到希姆佩尔所长特别许可的青年科学家向我坦率地叙述了自己的打算之后，站在桌旁，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低头看着我，装出一副也许只有在同犯之间而绝不是在一个心理学家和青少年囚犯之间才有的笑脸。这副笑脸使我困惑。用沉默来使他扫兴而去，我着实无能为力，尤其在他低声细语地继续叙说和解释他打算如何去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他说他将为我辩护，证明我无罪。他要为我偷画的行为辩护。
他要把我在破旧的磨坊里建立我的私人画廊解释成积极的行为，他要从我身上研究出难以确定犯罪与否的情况来，他将要求对我作出从未有过的判决。他低声细语，怀着十分诚恳的狂热向我叙述了这一切，使我觉得他可以信任。我得承认，在把我们这个海岛变成一个科学研究场所的一千二百个热衷于驯化罪犯的心理学家中，沃尔夫冈？马肯罗特是我唯一准备表示信任的一个，即使还有一定的戒备之心。
有一点使我不高兴的是，他对我的情况太了解了。他看了我的全部档案，也有人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起先我还想帮助他完成那篇带惩罚性的论文，同时，也用他的帮助来完成我的惩罚性的作文，特别是如果他能不断提供香烟的话，但是，当听说他和希姆佩尔所长几乎结成了朋友时，我又放弃了我的想法。我细细地打量他，看着他那张苍白的小脸，细长的脖子和柔嫩的手。我满腹狐疑地听着他的声音。他在我这儿待的时间越长，我对他的印象不是淡薄，而是越加深刻了。我对他说，他提出的要求太突然了，我感到遗憾，我需要时间进行考虑。
第四章 生日（12）
但是，他说：我能不能隔一段时候就来访问您一次呢？我表示赞同。为了摆脱他，我也同意他的建议：不时地、不定期地、有选择地、特别是把有些值得商榷的论文段落送过来——送过来，这是他的用语。他向我表示谢意，似乎又怕我变卦，一边穿大衣，一边说：我不会使您失望的，耶普森先生。他友好地和我握了握手，走到门前，在里边叩了叩门，卡尔？约斯维希打开门，但没有露面，年轻心理学家走了。我听着他的脚步声，他走得很匆忙。
他走了以后，我就坐在满是刀痕的桌子旁，力图回到祝寿礼上来。我摸索着记忆的铁链，身在海岛，心在布累肯瓦尔夫，在画家的花园里，在那群等待晚餐到来的仪态庄重的海中动物中。我可以让人们把晚餐端上来，也许，为了表示对布斯贝克博士的敬意，我也可以首先安排一个宏伟的日落场面，让红色与黄色的光热烈地交流感情，最后还可以描写在八千米高空展开一场历时数分钟的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我是头一个离开寿筵的人。我是极不情愿离开的。
那是在哪儿？她在哪儿抓住了我？在秋千架上，在凉亭里，还是在木板桥上？反正我手中正举着蓝旗，我在寻找什么。风已经平息了，母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严厉而又非常激动，她想说点什么而又说不出来，只是发出了一声短短的呻吟，而且就像平时那样，每当她怒气冲冲，受到伤害，感到失望时，她就露出自己那口发黄的假牙。她抓住了我的手，压在她的腰上，猛一转身，把头往后一仰，刚好仰到那个用发网和发针盘得好好的发髻卡住的地方。这个发髻使人想起一个亮晶晶的肉瘤。她把我拽出花园，拽出祝寿的地方。她走路的姿势非常吓人，几乎还有些惊慌失措。这个胸部平平的高个子女人走在我的前面，拽着我走过草地，经过画室，走过院子，始终一声不吭，也不理睬从一旁走过的教育片中的船长安德森，他向我们大喝一声：马上就有吃的啦！她拖着我踢开活动栅门，急冲冲地走上杨树夹道的通往大坝的小径，我们弯着腰向上爬着，也不回头看一眼布累肯瓦尔夫，便又从大坝向海边走去。
我想，此时，从不远不近的距离看去，古德隆？耶普森一定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母亲断定她的儿子已不可救药，因此万念皆灰，要去投北海。我早就在考虑，我该怎么办，我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得陪着母亲涉过海水，穿过波涛，顺从地和她一起在一艘当作浮标的破船前沉没下去。但此时她又改变了方向，沿着大坝下面的路走着，那些在布累肯瓦尔夫盯着我们的人现在再也看不见我们了。她放开了我的手，命令我走在前面。我头也不回地问她：我们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寿筵？我得不到回答。于是又问她：父亲是否也离开了？还是说，他马上就要离开？她粗粗地吸了一口气，还是不说话。一直走到顶部被涂成了红色的自动航灯处，她都沉默着。这时她说：快，快走，我要吃一点镇静药，我得躺下。于是她走到了我的前面，也不再注意我是否还跟在她的后头。
但是，我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她身边跳上了台阶，与她一起进了厨房，她马上走到乱七八糟的一堆发亮的罐子——大米罐、玉米粒罐、面粉罐、西米罐、麦粒罐——前面，在里面乱翻。这些罐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贴在罐上的金边商标上所说的那些东西。她从一个罐子里倒出一堆管子和盒子，从一个小铁盒中找出了一个小小的、尖尖的纸袋。她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水杯里，闭着双眼坐在那儿喝着。我恐惧而又服从地站在她身边，既感兴趣而又抱怨地观察着她：尖尖的下巴、金红色的睫毛、鼻孔、向下撇着的嘴唇。我不敢碰她。母亲用手撑在椅子边上，伸展身子，屏住呼吸待了一会儿。我问她，药粉起作用没有；接着又问，我能不能回布累肯瓦尔夫去参加寿筵。由于她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又问道：我们为什么在大坝下面跑得那样快？这时，她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站起身来，命令我跟她走。
我们上了楼，经过我的房间，一直走到阁楼上，打开了阿迪住的阁楼房间的门，阿迪的纸箱子放在地上，刮脸用的刀具在窗台上闪闪发光，毛衣也放在那里，凳子下面放着一双新帆布鞋，似乎在等好天气的到来。一顶遮阳帽，一条围巾，一堆手帕放在五斗橱上，枕头上还放了一本名叫《我们拿下了纳尔维克城》的书。把东西都收起来，母亲说。由于我不肯动弹，她又要求我说：把东西都装到箱子里去，把阿迪的东西都装到纸箱子里去！当我在她那监督的目光下这样做时，她又轻轻地说：我们可不能落了什么，他得把所有都带走，所有都带走。她递给我一个大概还没有用过的不值钱的照相机，跟我说：把相机放在袜子中间。她自己收起了一条领带，把它塞进了衬衫里。我们又是折叠，又是塞，又是压，又是挤，最后阁楼里除了阿迪的箱子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联想到他了。当古德隆？耶普森提着箱子往外走时，谁都看得出她的那股反感情绪，反感到手都变僵硬了。我在想些什么呢？我先是想，她大概想给阿迪一间更好的房间；我也希望，他能和我同房间睡。可是，我们却下了楼，到了走廊里，她把箱子立在父亲的办公室旁，推到了墙边，还拍了拍手上的尘土。他要走了吗？我问。这时，她已经安定了，告诉我说：他在这儿什么也没有落下，所以他得走了；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他必须得走？——这你不懂，母亲说，同时望着窗外，越过一片原野向布累肯瓦尔夫看去。突然，她一动也不动，声音也不抬高地说：我们家里不需要病人。希尔克也走吗？我问。母亲回答说：那得看她了，很快我们就会知道，哪一根纽带——她的确用了纽带这个词——更有力量。
我看着她那张刻板的发红的脸，也知道生日礼已经结束，她不可能再让我去布累肯瓦尔夫了。当她给了我一片瘦肉香肠面包、送我去睡觉的时候，我向她点了点头。我拉上了窗帘，脱了衣服，摞在床边的椅子上，就像母亲教我的那样：裤子叠得平平整整的，毛衣叠成了四方形，把衬衫叠好后放在上面，为了协调一致，最后又把背心放在了最上边，以便第二天清晨以相反的次序穿上衣服。我听了听动静，屋子里寂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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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躲藏（1）
我必须描写那天的清晨，即使每一段回忆都有一个新的意义。我得让晨曦徐徐展开，让不停变幻着的黄色、灰色与褐色在晨曦中互相争艳，我还得描绘出夏天来，添上无边无际的地平线、运河和田凫的飞翔，飞机飞过时在天上留下的长长的白线，并让人们听得见大坝后面小船划动的声音。为了让这一天的清晨再现，我得把树木，篱笆，还有不冒烟的平顶的田舍分布在各处，我得把大群黑白相间的牲口遍布在牧场上。那一天我醒来时，或者说我不得不醒来时，正是这样一个早晨。因为我的窗户上响起一阵敲击声，连续不断，越来越急。我先是躺着不动，只听到玻璃上有轻轻的敲击声，以为是鹪鹩。接着，一阵淅沥的雨点落在玻璃上，那是一阵沙雨。细小的沙粒狠狠地打在玻璃上。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窗户，尽管经过这般敲打，玻璃仍然完好。在听得见但看不到的细沙粒几阵敲打之后，我终于看到一大把一大把的沙子噼里啪啦打到玻璃窗上，我跳下床来，跑到窗户边，凝望着窗外无风的晨曦。前方和远方都没有什么动静。突然，近处有一个急速的动作映入眼帘，一只高高举起的胳膊在摆动，在棚子里锯木架和满是刀痕的劈柴墩子之间，设法引起我的注意，我并不是一眼就认出或者重新认出我哥哥的，他穿着军服站在那里，手上缠着累赘的白绷带——我猜是那么回事。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