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你一直说做导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以导演自居，要把自己看成一个观众，只不过这个观众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观众，我们怎么解读这句话？
王：你当导演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到最后你要交出一部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判断，你是用什么去判断，是用理性的判断，还是用理论的判断，还是一个实际的判断，我认为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都从一个观众开始。一个电影到最后你是要交到观众面前的，所以呢，你最好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看这场戏，我认为这样会好看，还是那样会好看。
曹：你还强调过导演要诚实。
王：有些电影你一看就知道导演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你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是虚的。我认为不管是男女之间，父子之间，人跟国家之间，有一些东西是你有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你拍出来，能感受得到，这个才是真实的。
《花样年华》——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王家卫电影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所以，这次王家卫错了。那个时代虽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却依然存在。
毕竟，王家卫的电影是属于今天的，他会带我们走回那些早已消逝的岁月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1）
他是自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0年前他的获奖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而在2004年，82岁的杨振宁迎娶28岁的翁帆，再次引发了一场“地震”。以杨振宁的特殊身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决定，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到底是什么呢？
曹：杨先生你好，很荣幸能够在清华园跟您做访问。我知道从上个世纪1929年一直到抗战爆发，您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八年，那您在世纪之交，在您的晚年，又回到了清华园，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并且又得到了上帝给您的这个礼物，翁帆小姐，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杨：当然是。我今年85岁，是很乐观的。我又跟翁帆结婚，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这当然都是，也是我的好运气的另外一端。
曹：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结合会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杨：当然想到了，因为到底我们的年龄差得很多。不过如果翁帆跟我觉得这事情会给我们幸福，我的家人，还有翁帆的家人，他们就赞成。
曹：那您求婚的时候，有没有像年轻人一样，也送点玫瑰花什么的？
杨：当然，但会有不一样。
曹：你们在准备结婚之前，您有没有先征询一下自己子女的一些想法？
杨：我们在订婚以前的一年之间告诉过我的兄弟姊妹跟我的孩子。我在电话里头跟翁帆提出来要订婚的时候，她当然跟她的父母去谈了，她的父母也是有点意外。事实上，在1995年，翁帆是汕头大学大一的学生，杜致礼（杨振宁原配夫人）跟我去访问汕头大学的时候，她是汕头大学选了来帮我们，照顾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照片。那时候翁帆的爸爸妈妈已经知道，翁帆认识杨振宁跟杜致礼，以后偶然也有圣诞节的卡片。后来到了2004年，我在香港见翁帆几次，她的父母都知道，不过说是要订婚，当然还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讨论了以后，告诉翁帆说，如果你跟杨教授都觉得这事对你们都好的话，我们当然赞成。
曹：您最早在汕头开国际会议跟她认识以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后来怎么又联系上了？
杨：我记得也许是一、两年，通常都是在圣诞节时候有圣诞卡。在2003年圣诞节的时候，翁帆写了一个圣诞卡寄到美国，2004年的年初，我在香港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圣诞卡，是从美国转回来的，而且这一次她上面写了一个联系电话，她那时候不知道杜致礼已经不在了。以前她的圣诞卡上是不是写过电话，我现在不记得了，我没通过电话。这一次，我在香港，收到了她这个圣诞卡，里头有电话，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以那次就约会了。她那时恰巧写了这么一个贺卡，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曹：那您从个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跟翁帆小姐结合，让您更有一种安全感。
杨：当然。我经常去各个地方访问、旅游，她都陪着我。在我的日常生活方面，翁帆给了我很多的照顾。我想年纪大的人，非常怕孤独没有人讲话，在这点上，翁帆跟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而且我们对于我们因为年纪的差别，所产生的不一样的感觉，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她所讲起来的电影明星，她所喜欢看的电影，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所讲的电影明星，我所喜欢看的电影，她没看过，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边的碟都拿来看，教育我们彼此。
曹：听说你们家有个沙发正好容得下你们两个人坐下，你们把它称作为“爱之椅”。
杨：我们结婚以后有了这个“爱之椅”，我们两个人在那看电视。后来，有一天，朱邦芬院士他们到我们的卧房去看看，看到这个“爱之椅”，朱邦芬就说，杨教授，在你没跟翁帆结婚以前，我也到这里来看过，那时你只有一把一个人的椅子，我就觉得你是很孤单的。
曹：那您跟翁帆的父母见面的时候彼此怎么称呼？
杨：他们称呼我是杨教授，我称呼他们是翁先生、翁太太。我现在跟他们很熟了，因为他们到北京来住过，在香港也跟我们住过，最近我们还一块儿去杭州、上海旅游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2）
曹：当您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你们的未来？
杨：当然，我曾经有一次跟她讲，说是我将来不在了以后，我赞同你再结婚，假如有合适的对象。她的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后来我想了想，我跟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话，是一个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话，年纪轻的杨振宁不会讲这个话。
曹：您觉得在您的眼里，翁帆跟其他女孩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我想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没有心机的人，她是很自然的一个人，这个也许是我爱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当然也反映了我自己的个性。
杨振宁曾在在合肥、厦门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在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赴美国留学，是母亲教会他认识了三千个汉字。杨振宁7岁那年，父亲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于是，清华园便成了杨振宁所有美好记忆的开始。
曹：您晚年又回到“清华园”，创建您一直想做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我觉得这似乎印证了您所喜欢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就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您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到祖国，重新开始你的研究，是不是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感慨？
杨：当然，这个楼，是清华最早的四个建筑之一，叫做“科学馆”，是1918、1919年前后盖成的，我父亲1929年来了以后，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面。我小时候，常常，尤其是夏天，放暑假了，我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来办公，我也跟他一块来，做我的功课。那个时候各个地方没有冷气，大楼底下的，房子里面很凉快，等于也是趁着个凉快。
曹：我听说，您父亲在您小时候一张照片的背后写过一行字，说：“此子似有异禀”，是不是爸爸在你小时候就觉得你有一些特殊的天赋在里面？
杨：大概是。我想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念得还可以，没特别什么好，我记得老师说，我不太小心常常有把墨水罐打翻了这一类的事，到中学以后念书就念得很好，尤其对于数学。你讲的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有一年在德国休假，他很想念在清华园的我的妈妈，还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所以我们就照了些照片寄给他。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那时候，他在每一个人的照片的背后都写了几个字，你刚才讲的就是在我的那张照片后面写的。
曹：您是1945年8月28日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的，听说当时父亲一直送了您很长的路。
杨：这后来我在一篇文章，叫做《父亲和我》里面有一个描述，我父亲送我出国的，那两个钟头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面，是非常深刻的。
曹：是不是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表露，父亲对儿子的那种情怀？
杨：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亲近，平常也许没感到，可是现在立刻要远离，要好多年，还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当时的情感，可以说是迸发，而且是猛烈的，所以那个记忆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面。
当时清华大学有20个同学和杨振宁一起留美，第一次离开家，杨振宁感到从未有过的思念和不适应。
杨：我和我们同学感觉到稀奇的，也是最初感觉到不能适应的是美国的男女关系。比如说我们打开报纸一看，到处都是女人内衣的广告，我们刚一看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赶快都给翻过去。
然而能够在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深造，则是杨振宁极大的幸运。那么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又是如何遇到杜致礼并得到第一段美好姻缘的？
曹：我知道您父亲杨武之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数学，那您当时选择这个学校主要是为了父亲的缘故，还是因为想跟随费米教授？
杨：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临出国的时候，并没有预备去芝加哥。当时我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许可，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费米教授要到芝加哥去，我是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所以我就改了去芝加哥。我父亲当然很高兴，知道我去了芝加哥，那是他的母校。他的论文的导师叫做狄克森，是20世纪初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