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有敢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知道了着急。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爸爸妈妈离家那么远，弟弟又那么小，我都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找了，再说我也没有钱坐车，只有骑车在附近村寨找他了。”
“都怪我爸爸妈妈过年不回来，寄点钱就算教育我们了啊？钱不能教育我们！我知道他们挣钱是为了我们上学，可是他们教育不上我们啊，钱挣得再多也是等于零。你说是不是啊，叔叔？”
我问他：“爸爸妈妈虽然不能教育你们，可他们挣钱是让你们到学校受更好的教育啊。他们挣了钱怎么能等于零呢？没有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你们哪来的钱去上学啊？”还没有等我说完，他就急着说：“在学校老师除了教书上的外，其他什么也不怎么教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为了考试，再没有别的用。你说我们要不要爸爸妈妈的教育啊？爸爸妈妈可以教育我们将来怎么做事啊，怎么当好人啊！你看我弟弟就是没有他们的教育才不学好，才离家出走的啊！我们学不好，他们挣钱给我们乱花了不就是个零了嘛。”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很是懂事，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这不正是教育专家们说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缺一不可吗？
我劝小男孩不要再往前找了，还是回去给父母打个电话，因为他也才14岁，走的太远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就更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掉转车头往回走，我也骑上车一起向他家的方向走去。 。。
童言折射出社会问题（2）
我们边走边继续说话，这里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要去的乡镇还没到，小男孩也没到他借住的亲戚家，我们都有些疲惫了，就停下来准备歇一会儿再继续走。我感到有些渴，就从背包里取出两个橙子，给了他一个，当我吃到一半时他就已经吃完了。看到这一情形，我忽然想到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吃中午饭，就问了一句：“孩子，你吃午饭了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早饭午饭都没吃，我没有钱吃饭。不过我不饿，我很耐饿的。”我赶紧拿出一包饼干让他吃，他却盯着饼干咽着唾沫说：“不饿，不饿……”我只好打开饼干包装袋假装着自己也要吃的样子，取出一块放进嘴里，之后递给他示意他也吃点，他这才接了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忙让他慢点吃，不着急，天还早呢。不到10分钟他就吃完了那包饼干，我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又懂事的孩子，一股怜惜之情从心头升起。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小男孩倒是先对我说：“叔叔，你真好！不是你给我吃的我就说你好，你给我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小孩儿都能听明白，一点都不难懂也不深奥，我特别爱听。你今晚就去我们家住吧，晚上和我爷爷一起睡。明天你工作完了晚上还住我们家吧。我还想听你讲道理，等我找回弟弟你也给他多讲讲，行吗，叔叔？”
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小男孩借住的亲戚家所在村寨。我们在路边上刚好碰见了他家亲戚，看见他就问弟弟找到没有。这时候天也黑了下来，我让他不要再随我走了，他只好跟我道别，回了亲戚家。
和小男孩告别后，在赶去乡政府所在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偏远山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不是少数，他们的成长、学习与全面教育存在很多的问题。回想这个孩子说的一些话，真是童言无忌，但他所说的话折射出的已经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农村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以分数论成败，“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成为许多学校的一个口号。
二，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无奈地变成挣钱的工具，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培养和家庭教育，使得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爱、母爱，失去了正确的成长方向的引导。
三，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地方政府，甚至农民自己都只看重劳务输出、外出务工创造的经济利益，却忽视了“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以经济发展牺牲了亲情、教育的人文环境。当我们牺牲了对孩子的亲情培养与家庭教育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和用金钱弥补，所要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是经济数字所能衡量的，用亡羊补牢的方式补救与修复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外出务工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子女的亲情培养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问题了，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也有部分父母由于长期远离子女，渐渐地淡忘了对家庭、对子女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1）
3月16日上午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
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在这个时间本应该坐在课堂，然而在我眼前的这个孩子的脸庞上却布满了愁容。他的一双小手不停地在茶树枝头上移动着，示范着在教一旁的弟弟学采摘茶叶。
这是今日清早我离开塘坝乡，向着后坪乡方向北上时在路边山坡上看到的一幕情景。
这里的村寨相距都比较远，我翻过了一道山，下到谷底，然后又上到半山坡时，才看到一个村寨。原本我没有打算在该村寨停留，可当我顺着弯道穿过寨子时，远远就听见村上小学里的朗朗读书声。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能听到这么悦耳的读书声我备感安慰。
推着自行车走在这崎岖的山路上本是很吃力，当听到这朗朗的读书声我顿觉浑身轻松，力气陡增，行走的步伐也轻盈许多，不觉地就走出两公里多。原来还在我头顶上边的山寨不觉地就转到了我的脚下。也就在我心中暗自庆幸时，眼前出现了两个小孩子在放牛、采茶。
我找到一小片较为平坦的空地支起车，上前与两个孩子说话。起初他们有些胆怯不敢与我说话，我就蹲在田坎边上，耐心地问他们怎么没有上学。
小弟弟倒是先开口了：“我才六岁，还不到上学年龄。我哥哥上去了，学校不要他。”在一边不停地采茶的哥哥听到弟弟说“学校不要他”的话后，急切地反驳说：“谁说是学校不要我？是我没钱交学费。”
听到哥哥埋怨弟弟的话后，我在心里暗地思量，难道这里没有执行国家减免学杂费的政策？我转问这个哥哥：“学费要交多少？”这时他毫不迟疑地说：“37块钱。”
37块钱，只是37块钱啊，就使一个孩子上不起学，读不起书，而变成了一个放牛娃！
我问他兄弟俩：“你家就没有这么一点儿钱吗？你爸爸妈妈就没有这点钱吗？”
“没有，我妈妈一直生病，买药都没钱。我爸爸挣不到钱，在家里干活（种地），没有挣钱。”
“你们摘这个茶叶能卖钱吗（在田头地边有几个棵零散的茶树，要不是两个孩子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他们在摘茶叶）？”
“能卖钱，过两天晒干了就可以卖钱，有人来寨子里收。”
“你们采的这个茶叶能卖多少钱？”
“能卖十几块钱，卖了要给我妈妈买药。”
“那你就不再上学了？”
“想上，我没钱交书本钱。”
“那你爸爸不管你们上学啊？学校老师没有来找你吗？”
“去年老师来我家叫我去上学了，学校给我免了钱。我爸爸没有说过，反正他也没有钱。”
我提出去他家看看，小兄弟俩没有说让我去，也没有说不让我去，两个孩子只是直勾勾看着我，一声也不吭。
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出他们不是很情愿，也许是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一种提防，也许是他们在放牛、采茶不能耽误。我问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也不告诉我。我取出50块钱向他们递过去，可兄弟俩看我给他们钱扭头就往坡下跑，牛也不管了，还边跑边说：“不要你的钱。”
我感到很是纳闷，为什么这两个孩子这么警惕呢？给他们钱他们都不要。正在这时，坡下上来了四五个村民，我赶忙问他们认不认识那两个跑下坡的孩子。其中有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村民闷声闷气说：“那是我的娃儿，你有啥子事？”
无意间见到了这两个孩子的父亲让我有些欣慰。我把刚才和孩子的对话告诉了他，可他听完我的话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直接和其他四个村民向坡上走。我彻底放弃去他家的念头，与他们一道继续上坡。五个村民中有位大姐打圆场地问我：“老师，你是做什么？他家可穷了，没一个钱的来路，他也挣不来钱。你给他们50块钱也管不了什么用。我们去赶场（赶集），你去什么地方啊？”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2）
“大姐，我去石界，那里离这儿还有多远？”
“石界啊，那里还远呢，估计下午四五点钟你才能走到吧。你就骑单车去啊？那可吃力了，那里一直是上坡多哟！”
说着，她凑到我的耳边说了句：“那个男的脑子有些不好。”
凭啥农民就得开肠破肚？
在黄家渠村冯湾社，当我走进这户村民院里时，院子里的一位老奶奶和儿媳都不约而同用一种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我，当他们看见有位老人他们认识，才略微放松了一下紧绷的神经，但对我的那份警惕还是存在于她们的眼神中。年轻一点儿的妇女低声问和我一道去的贺大爷：“他是哪来的？做什么的呀？”贺大爷毕竟是本地人，也比较熟知她们最警惕与害怕的是什么人，他故意对她说：“是乡里来的，搞计划生育的新干部，找不到你们家叫我带他来了。”这句话完全是贺大爷和他们开的一个玩笑，可那位年轻妇女听后脸色刷一下白了，身子也有些僵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老奶奶刚才和善的眼神也有些转变。她们刚从地里干活回来，老奶奶刚要把从地里捡回来的几颗野蒜头放在一个破碗里，听到贺大爷说的话，她那刚张着要说话的嘴也合不上了，手中端着的碗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
看到此情此景我也有些不知所措，我刚要对她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