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妇女发声。一派家常里短的家园派的温馨。于是军事当局批给命名为《女声》的妇女杂志平价报纸，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早已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资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了印制。《女声》具备了问世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得到的。首先汪伪政权不敢批准这样一份不以颂扬为主的杂志，更要紧的是：没有平价纸，你休想印杂志。
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这不仅是日后左派人士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更是《女声》获取读者的疑点。为《女声》问世跑来奔去使尽浑身解数的田村俊子明白不明白这个“死结”，没有资料可查。能够确认的是，《女声》一直贯穿着她的办刊宗旨，始终沿着家常里短为妇女而声的轨迹前进，每期都有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刊出，如创刊号的《妇女职业问题的再检讨》、1卷4期的《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3卷10期的《新女性中心改进说》。《女声》的其他栏目也都是围绕妇女而设：儿童栏、家政栏、卫生栏、所见所闻栏。最能体现主编俊子衷情的是编后记。俊子在编后记里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温存与作者谈心、与读者谈心；回答咨询、剖析妇女窘境。这位日本朋友踏踏实实真心诚意地在和中国广大妇女交朋友。
这里就有个非提不可的问题了。《女声》既然拿了人家的补贴，完全抛开占领这个真实能行吗？俊子在这一点上，可能是颇费苦心做了相应的安排。《女声》设有“国际新闻栏”，把当时的政治动向时事述评一概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而不加评说，如“东条首相访华，乃是对汪（兆铭）主席访日的礼仪性回访”，如“大东亚二周年的光荣，日本人以东亚之兄的本职为东亚人的东亚而努力”。这个国际新闻栏，在众多婆婆妈妈的栏目中，是个不合旋律的浊音。
还有一个不能不加以照顾的是向大使馆的补贴，回应的有关日中文化交流的问题。《女声》刊出的是当时日本名作家的新作。武者小路的小说《爱与死》、小泉八云的女性论文《女性心中的蚂蚁》、小宫长孝的小品《稻和螟虫》等。表现当时交流动态的有：“久米正雄参观刘海粟画展”、“听久保田谈戏剧”，等等。
《女声》一期接一期按时出刊，写编后记的俊子一期接一期地忙个不停。这使得她不断地在渍满了痰渍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忙得顾不上烧饭时，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就是一碗阳春面。其实，她最奢侈的晚餐也不过是牛肉炖萝卜。日本知名作家草野心平目睹俊子用冻得红肿的手奋力地切着冻萝卜的情景，曾心痛得慨叹良久。但俊子觉得幸福，《女声》的销售额不断上升，证明《女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信任。更使俊子可心的是：很多读者把她视作知心姐姐，向她倾述衷情。
正是这根信任的纽带，支撑着《女声》在越来越微不足道的补贴中站定了脚跟。除了平价纸，《女声》已没有任何资助，而上海的物价却在日趋上涨。根据当时的“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调查，假如把1941年的上海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42年为206、1943年为671、1944年为707，到日帝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指数攀升到7250。《女声》坚持出刊到1945年7月，是读者认定了她。《女声》不仅在她的诞生地上海，在整个华东、远至北方的天津和北京，都有她的代销处。总代销处是上海知名的中央书报发行所、五洲书报社、文汇书报社。
正像俊子逃离日本时蜚论缠身一样，日本舆论又找到了她，说她又老又穷又没地位，荡尽了昔日芳华。
关露进入《女声》后，协助左俊芝——田村俊子，把握着《女声》一直沿着为妇女的轨道前进。俊子十分满意这个得力助手。1943年，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之际，俊子为关露搞到了一个代表名额。俊子说：“你是搞文学的，去日本看看增加些感性知识吧！你可以从日本本土来看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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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3）
大会指派给关露的发言题目是“东亚共荣”，关露强调自己是搞妇女问题的，只想谈谈日中妇女间的交流体会，如此闪过了这个难关。当她和俊子介绍给她的日本左翼人士座谈时，与会的人士问她：“上海过去是文化中心，现在是什么？”关露幽默地回答：“现在是黑市中心。”这一语道破上海实态的语言，令与会者震惊，为之折服。
1945年4月15日，《女声》3卷4期的清样出厂，俊子像往常一样去工厂看校清样。路上突发脑溢血，昏迷中，从乘坐的黄包车上跌下，倒在了北四川路和昆山路的交叉路口。
被中国老百姓从马路上救起送进医院的俊子一直没有苏醒，关露守护着她。望着这位朝夕相处穿着中国衣衫的日本朋友，幕幕往事清晰闪过。仿佛俊子又在温情絮语：“关露，你屋子冷吗？从我这里夹几块炭去吧？”“关露，你有开水吗？从我这里拎一壶去吧！”“关露，舟山群岛那篇渔妇生活的报道，尽快发出吧！”那座她俩共同踏上踏下满是中国人乱吐痰渍的楼梯，俊子曾多次慨叹！可贵的是：她不是嫌弃鄙视，而是想得更远。她和关露商量：用什么样的语言促使中国妈妈从小就养成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位异国朋友，付出的是多么诚挚的爱心啊！
俊子就这样去了，倒在了她用心血培养的《女声》岗位上。应了日本俗话所说：“成了客死他乡的孤魂。”
电视连续剧《潘汉年》的播出，为潘汉年洗冤正名的同时，也在世人面前点染了关露。遗憾的是关露只是潘剧中的一个配角，一个淡出的过客。剧作者和导演不可能给予她充分的展现。她真的像一只精致的花瓶，摆在画面中，娉娉婷婷，一派文人的雅致形象。完全看不出她为经典电影《十字街头》所作歌词中那种昂首奋进的情怀！更看不出她为《女声》杂志所作论文中高呼妇女必须自求解放的苦心。俊子去世后，她继续主持《女声》，直到日帝投降《女声》终刊，完成了党交给她的另一只眼睛的任务。
这项功德圆满的任务，进入新中国后，却误假为真。关露戴着“汉奸”的帽子住进了自家的监狱。《十字街头》中赵丹唱的那首主题歌：“贫富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多么情溢歌外的坚韧情怀！人们记住了赵丹高歌时那热嘲尘世的倜傥形象，却不知道写歌词的诗人关露。关露就是怀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怨无悔地走上了党指给的艰难旅程。在旅程的终点，压垮她的却是自家人布下的高山路障，关露冤噎难伸，她的心碎了。
政治平反后的关露，已是沉疴缠身。过去的一切像是烟、像是雾，或者是云。她丧失了情思的心曲，已经无从分辨什么是喜、什么是悲。她孤独地走了，没有亲人。因为她把青春献给了革命，没来得及锁住爱情构筑家庭。不知道是否有位知音守护着她的弥留，像当年她守护俊子的弥留一样。生活就是这样不容铺排，为你留下各式各样的遗憾，有的甚至遗恨终生。
中国老百姓最倾心的神仙是那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位总是被描绘为女性宝相的神仙，据说她手中的净瓶盛的是惩恶扬善的圣水甘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每个平凡的女人捧给世界的真诚都是一滴圣水甘露，虽然不过是一滴。
读渡边澄子教授《田村俊子传》、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后。
萧红笔下的女人（1）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萧红在她生活的年代里，对当时那超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传统、超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以极其悲怆的心灵感受，写下了这句名言。尽管时代已跨过了半个多世纪，读萧红的作品时，特别是接触到她笔下的女人时，你完全会从心底认同：女性的天空确实很低。这低压的天空，钳制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
可以说，萧红对女性的这种低气压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从很小就积累了最痛心的感受。她把无限的热爱给予她们，也把哀其不争的愤懑给予她们。她热爱和她共饮呼兰河水的姐妹、母辈、祖辈。篇篇流露出对按着传统生活着的亲人们的纯情。
鲁迅先生在介绍萧红的作品时说：“萧红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写得力透纸背。”萧红笔下的女性，由于气压之低，这种昂扬的生活之情，尤其使人震撼。成名作《生死场》中的王婆，虽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但你却不能不承认王婆身上体现了中华女儿的优秀品质，是个令人倾服的女性。
农忙季节，她把小女儿放在草垛上自己犁地，抽空儿去照看耕牛时，小女儿从草垛上跌到犁头间惨死。面对这一可怕的情景，王婆心儿发颤，但一看到眼前的麦田时，却一点也不后悔，一滴眼泪也没滴下，因为她知道自己还得活下去。
王婆去照看瘫痪在床奄奄一息的月英，月英是这小渔村美如女佛的少妇，人们说月英的目光扫向你时，你便会感到像落在棉被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当王婆为月英清洗完身子走出小屋来到阳光之下时，她晕眩了，为着强的光线，为着瘫人的气味。她的思路被一些烦恼的波遮拦。难道月英就这样在“自然的暴君”和“两条腿的暴君”（胡风先生语）的淫威下白白地凋谢吗？
半生忧患的王婆以她特有的机敏觉察到了男人们秘密组织了反抗地主的镰刀会。她懂得这是对付恶人的，便在一切场合中保护这个组织。当村中的女人风闻有这个可怕的组织吓得惊慌失措时，王婆从从容容地说：“男人们想到100里以外的荒甸子里去打狐狸，弄几张兽皮来大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