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易中天文集 第十卷·帝国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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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易中天文集 第十卷·帝国的惆怅-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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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朝廷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历史之错(2)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说: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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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晁错之错(1)
我们首先要肯定,晁错这个人,确有许多优点。最明显也最难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唯其如此,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顶着离间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众议,顶风而上,强行削藩。这无疑是“尽忠为汉”,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班固就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但问题是,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自己的理想?难道“始作俑者”便当真“其无后乎”?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正如苏东坡所说,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错有以取也)。晁错确实深谋远虑,但他的深谋远虑,是对国家的,不是对自己的。他为国家想得很多,很深,很远,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甚至盲目乐观,所以《汉书》说他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至少,当他的父亲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以后,他应该有所反省。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可见,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为想清楚了,这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六 晁错之错(2)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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