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半夜，我突然感觉小腹很痛，感觉有股热热的东西在那里悄悄爬动。用手一摸，热热的，湿湿的，黏黏的。拿到鼻子下面一闻，有点腥味儿。我用手电一照，呀，是血！我吓哭了，但又不敢哭出声。我咬着被角，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一直到天亮。
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母亲。如果母亲在身边，我就不会害怕。如果母亲在身边，她就会教我如何应付。可是母亲不在。我得独自应对。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应对。第二天血更多，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把身体里的血流干。我悄悄告诉了妹妹江果。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4）
江果一听就笑了：“你也来了，太好了！”
我很生气：“我都这样了，你还笑！”
江果说：“傻瓜，是女人都得这样。这叫月经你懂不懂？我半个月前就来过了。”
听江果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你怎么没告诉我呢？”
江果说：“告诉你干啥？这种事别人又帮不了你。”
我很羞愧，感觉无地自容，为自己的胆怯与无知。我是姐姐，却不如自己的妹妹成熟。我这个当姐的真是不好意思。
刚上中学那阵，我们半个月回一次家。那时河源还没有通公路，更别说公共汽车了。我们就向当了州长的刘达伯伯借了两匹马，骑马回河源。回家的路上要走一天，回来要走一天，在家再待上一天，这样三天就没了。关键是还得耽误两天的课。尽管那时学校对学习抓得不是很紧，但父亲不愿意我们这样，说你们跑来跑去的，把时间都浪费在了路上，能学到啥东西？父亲这么说让我们感到很委屈，后来我们就一个月回一次家。
格桑也在州里上中学，许多时候我们结伴回河源。我们骑马，他步行。格桑的银质嵌珠的箍辫圈在阳光下闪着亮光，牛皮腰带上的护身佛盒、腰刀、腰包随着走路的节奏叮当作响，很是悦耳。
格桑越走越慢，看样子已经走不动了。我让他跟我同骑一匹马，他红着脸摇摇头。我说我走路，你骑马。他还是摇摇头。我就和江果合骑一匹，让格桑单独骑一匹。格桑骑在马上，力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就开始扯着嗓子唱歌。他用藏语唱。唱的全是情歌。好像在这一带的草原上，除了情歌再没有别的歌好唱了。格桑以为我们听不懂，其实那意思我大概听得明白。有些歌还真让我脸红心跳。现在想起来，那几年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但是上了高中我们就和格桑分开了。我们还在以前的学校，格桑却转到民族中学去了。后来，我们就很少一起结伴回河源了。不仅仅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主要是我们渐渐长大了，懂得了一些东西，不好意思结伴而行了。
没有了格桑的陪伴，母亲担心我们路上会出什么事。我们毕竟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母亲就想调到州里去工作，这样就可以照顾我们两姐妹。可是父亲不同意。
一次我们要返回学校去，母亲把我们一直送到县城外面的岔路口，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让我们一定交给刘达伯伯。而且一再叮咛，这事不能让父亲知道。
母亲在信里给刘伯伯写了些什么呢？
我很好奇。
走在路上，江果问我：“姐，你说妈是不是喜欢刘伯伯？”
我说：“你别瞎说！爸对妈那么好，妈不可能喜欢别人！”
“那她为什么要给刘达伯伯写信呢，而且还不让我们告诉爸爸？这信里一定有文章！不信咱俩把信拆开来看看？”
我吓了一跳：“这可不行！妈知道了会气死的！”
江果说：“你可真傻！不让妈知道不就行了。”
信在江果身上，她把信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沿着封口拆开了。说实话我当时也很好奇，想知道母亲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我没有再阻拦江果，跑过去跟她一起偷看母亲的信。我的心怦怦直跳，既想偷窥母亲的秘密，又害怕那里面真的有什么秘密。
看完母亲的信，我长出了一口气。母亲的信里并没有我们猜想的内容，她只是请刘伯伯帮忙将她调到州里去教书，说这样她就可以照顾我们姐妹俩了。
到了州里，我们将信重新粘好交给了刘伯伯。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母亲能调到州里来工作，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这么辛苦地来回跑着上学了。我们期待着刘伯伯能尽快把母亲调到州里。
没过多久，刘伯伯就交给我们一封信，高兴地说：“下个月你妈妈就可以来州里上班了，这是调函，装好了，可别弄丢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心中充满希望，一路上开心地唱歌。我们几乎把能唱的歌都唱了一遍。我感到衣兜里的信在发烫，因为那是母亲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我们全家的希望。
惟一让我担心的是父亲。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当母亲把调函递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表情很复杂，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说：“你说话呀？”
父亲淡淡一笑说：“你把什么都办好了，我还说什么？”
母亲说：“这事我没提前跟你商量，是我不对。可是我要提前跟你说了你能同意吗？我跟你在这里待一辈子也无所谓，可是我们得为孩子想想，不能耽误了孩子们！江河也快上中学了……”
父亲没有说话，一个人走出了院子。
父亲那天很晚才回来。母亲一直在观察父亲的表情，可是父亲的脸上没有表情。母亲炒了几个菜，把酒杯摆上，打开一瓶青稞酒。母亲那天跟以往很不一样，她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一直在看父亲的脸色，满脸巴结的表情。父亲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吃饭，喝酒，然后到院子里喂藏獒。
第二天早上，母亲开始收拾行装。父亲坐在灶台边，目光跟随母亲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父亲说：“我说，你能不能过一阵再走？”
母亲停下来，看着父亲：“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父亲说：“可是，明天就要收青稞了，这是一年县里最忙的季节，你这时走别人会怎么看？再说我回家连口热饭也吃不上……”
母亲叹了口气，把手里的东西扔下说：“我就知道你心里不愿意。好吧，下个月她们再回来，我跟她们一起走！”
一个月后，我们又一次回家。母亲又一次开始收拾东西。可是第二天我们要跟母亲一起走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高烧三十九摄氏度。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来照顾父亲。
我直到现在都怀疑，父亲那次用的是苦肉计。因为我看见他半夜一个人悄悄走出屋子，在高原的寒夜里站了很久。父亲用苦肉计留住了母亲。现在想想，也许那是父亲当时留住母亲的惟一办法。
后来“*”来了。我们不用再去州里上学了。
母亲当着父亲的面撕了那张调函，生气地说：“这下你称心了！”
父亲笑了笑说：“你看咱河源的天多蓝，草多绿，水多清……”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一（1）
那一年，听说雪山外面的世界很热闹，红卫兵串联，文攻武斗，有的地方还打死了人。但是我们河源还和以前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牧民照样放牧，农民照样种地，学校照样上课。好像河源被外面的世界遗忘，又好像河源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父亲说：“咱们不跟着他们瞎折腾！”
不上课的日子很轻松，但也很无聊。父亲很忙，不是去牧区，就是去农区检查工作。母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所以家务活基本落在了我和江果身上。我们一大早从黄河里背上来三木桶河水，然后做饭，打酥油，洗衣服。有空的时候还要到草甸去拾牛粪。如果是干牛粪，捡回来就直接码起来；如果是湿牛粪，就要先用手拍成牛粪饼，一坨一坨地糊在院墙上，等晒干后再揭下来，码在院子里，供日后烧火做饭时用。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格桑去放羊。说是去放羊，其实是去玩。格桑总是在我们说起他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他的藏獒就会汪汪地叫，直到引起我们注意为止。格桑这两年个子长得很快，身体也越来越健壮。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多少有些拘束。如果江果不在身边，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格桑的“乌朵”甩得特别好，一甩一个准，正好能打在羊身上，使得所有的羊都能乖乖地在他允许的范围里活动。“乌朵”是藏民放牧时专用的一种鞭子。用牦牛毛先捻成粗线，然后再编成毛辫，中间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乌梯”，毛辫头上打上一个套环，末端用羊毛做成鞭梢。如果要赶牛羊，便将套环套在中指上，在“乌梯”内放上石子，用手捏住“乌朵”两端使劲抡呀抡，然后突然放开鞭梢，只听“叭”的一声，石子便飞出十几丈远，打在乱跑的牛羊身上。
格桑这一手很厉害，我们很佩服他，让他教我们使“乌朵”。可是“乌朵”在格桑手里很听话，到了我和江果手里就不听话了，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是到不了我们想让它到的地方。有一次我甚至将石子甩到了自己身后，几乎打到了格桑的脑袋上。后来练习的时间长了，“乌朵”也就慢慢听话了。
一天下午，我准备去河边背水，看见有十几个人骑马从街道那边走来。由于是逆光，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身上的绿军装和衣袖上的红袖标却很显眼。走在最前面的那匹马捆绑着一个人。那人少了一只耳朵。那不是刘达伯伯吗？我惊讶地站在那里。等我回过神来，那群骑马的人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街道。
他们为什么要捆绑刘达伯伯？他犯了什么罪？我丢下木桶，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没看错吧？真是你刘伯伯？我说绝对没有看错，马队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刘伯伯还朝我笑了笑。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他能朝你笑，说明他没事。我说不是平常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