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木棉- 第13部分

悲情承诺
春节快到了，我翻开心中的记录存档，有许多事要办，首当其冲的是到杨波家探望杨波的父母。杨波人回祖国，但已永远留在南疆的土地上。两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呢，虽然他那句：“兄弟，带我回家”常常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深深的负罪感。

　　我对妻子说明情况，妻子通情达理的表示支持，我临走时只交代一句，记着春节前赶回来。

　　我又一次踏上去云南的火车。火车的轰鸣声让我回到当年我们奔赴前线时乘坐的闷罐军列。时光能否倒流，再让我像以前一样和战友们一起聊天，再像以前一样雄心壮志，报效祖国。但泪水冲开紧闭的双眼时，身旁只有一个个陌生人，我也只是他们身边的一个陌生的过客。

　　到了杨波家，我轻轻敲开家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拉开门缝，憔悴的脸上写着悲痛，他侧身走出来，在楼道问：“请问你是？”

　　我说明身份和来意，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眼圈红了。“活着，好呀，”他回头望望屋里，然后小声交代我：“不好意思，不是不想好好接待你，是怕杨波他妈伤心。”

　　我明白了老人的心情，我把带来的礼物递到杨叔叔的手里，说：“那我不进屋了，看到你就行。”

　　“不行，你陪陪我，聊聊天，”杨叔叔坚决地拉住我的手，“在杨波妈妈面前不要暴露你的身份，也不要提杨波的名字。她问你，你就说找我办事的就行。”

　　我和杨叔叔走进家门，只见客厅正中挂着披着黑纱的杨波的遗像，遗像下面的桌子上摆着一碟水果，一碟糖果。

　　杨叔先去旁边的卧室看看，再关上门，回到老式的弹簧沙发上，看看我，看看墙上的杨波，掏出手绢檫檫眼睛，轻声的说：“快两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过。”

　　我才知道，当杨波阵亡的消息传回家里时，杨叔一直瞒着杨妈妈。他把痛苦一直埋在心里，所以才近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个六十出头的老人。“我的头发也是知道小波牺牲以后才变白的。”我内心震撼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其痛苦就印在杨叔这满头的白发之上呀。

　　后来部队首长来慰问，再也无法隐瞒了。杨妈妈才确定儿子真的牺牲了，没哭一声，人就晕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多小时，醒来才终于哭出声来。但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回到家，每天抱着杨波的照片就流泪，杨叔把照片藏起来，她就红着眼睛骂杨叔：“你把儿子藏哪里去了？”只有让她看见杨波的照片，她才会踏实安静一些，但看着照片，她又每天以泪洗面。吃饭的时候，她都要求摆上三套碗筷，吃一口，嘴里嘟噜一句：“小波，吃饭，”眼泪接着又流下来。只要有人到家里来，提到杨波，杨妈妈又得哭昏过去。见到和杨波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人，她就要拉着人家：“麻烦你，给我找小波回来！”

　　“你来之前，才哭累了，刚休息一会呢，”杨叔叹口气，“家里已经没有笑声了。”

　　杨叔告诉我，杨妈妈已经办了病休，他也向组织提出病休申请，回家好好照顾杨妈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向杨波的遗像鞠了个躬，又向卧室里的杨妈妈鞠了个躬，对杨叔叔说：“我会再来看你们的！”就告辞冲下楼，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了。

　　后来，还没等我再一次来看他们，杨叔叔就来信告诉我，为了让杨妈妈摆脱悲伤，他们已经搬到省城。他说，你来看我们，我很高兴，但也痛苦，你的好心我们领了，以后就用信件联系吧。

　　我理解杨叔叔，虽然经常想去看两位老人，但还是忍住了。杨妈妈一年之后带着对杨波的思念去世了，我赶过去，代替杨波行了孝礼。再过一年，杨叔叔亲情未了，也去找寻杨波、杨妈妈，一家人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笔者注，杨波为作者的表哥，至今躺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

英雄母亲
我从杨波家返程的当晚，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命令：在二年内探望完我们班牺牲的弟兄的亲人，代弟兄们尽尽孝心。

　　开始，妻子还很支持，她和我是同龄人，知道我们流血流汗、抛家舍己为的是什么，也懂得九死一生铸就的兄弟情谊是丢了生命也不会放弃的。但我每次出去，单位上要请假，家里要跟她伸手要钱，回到家多半是两手空空。她不高兴了：“你到底为什么，他们又不是你杀死的？”

　　我没有和她争论，我必须完成我既定的任务，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先我而去，而我苟活着，不这样做，我一辈子会于心不安。就这样，在两口子磕磕碰碰中，我只剩下王红生家没去了。清明将至，我又起程前往王红生家。

　　王红生家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几天的颠簸，我踏进他家的院子。他家的两间平房已有些破败，只有一间可能是正屋的大门上挂着横匾上的“烈属光荣”四个字还是新的。一条小狗“汪汪”地从屋里冲出来迎接我，随着狗吠声走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相貌近似红生的中年妇女，她惊疑的看着我这不速之客。我想，她应该是红生的姐姐。

　　我赶紧主动自我介绍，她也确实是红生的姐姐。她把我让进堂屋，一个两鬓斑白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大娘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大姐大声的说：“娘，红生的战友来看您了！”

　　大娘抬起头，嘴角微微发颤：“孩子，你是红生的战友？”

　　我奔上去，搀扶住准备起身下炕的大娘：“大娘，是，我是红生的战友。”

　　大娘颤抖着双手，从炕沿放着的一个木箱里拿出一张用红布包着的照片，眼泪一滴一滴打在照片上：“红生啊，你的战友来看你了。”我一看照片，心里更感悲伤，那是我们开赴前线前每人留下的半身照，照片上的王红生是那样的稚气，我不仅想起红生照完像后的那声“妈妈呀”的痛哭声。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红生，我替你回家看娘了！”　

　　大娘放下照片，紧紧地拉住我，四下打量，又缩回手：“红生活着，也和你差不多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的面前：“娘，您别难过，我也是您的儿子！”　

　　红生的姐姐把我拉起来。大娘揉揉眼睛：“孩子，娘认你！”

　　吃过晚饭，从大姐、姐夫（吃饭时回来的，地道的农民）的嘴里我得到了家里的情况，红生的外公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老战士，父亲也是军人，退伍后务农，在公社修水渠炸石时遇难了，所以大娘面对亲人的离去既痛苦又能镇定。红生牺牲后，大娘坚持在红生父亲的墓旁建了一座衣冠冢。明天一家正准备去上坟。

　　我问，看上去家里的生活并不好？大姐说，虽然红生的哥哥在山西的一个煤矿做矿工，但工资低。他们是农民，几乎没有经济来源。虽然大娘有抚恤金，政府也安排为五保户，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生活还是困难。我说：“娘由我来照顾吧。”

　　第二天，我站在红生的坟前，我默默无语。表示祭祀结束的鞭炮声响起，我“啪”的立正，向坟里的红生兄弟行了个军礼，放心吧，红生，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妈妈的！　。　想看书来

祸不单行
我又萌生一个想法，建立一个自卫反击战老兵联谊会，加强战友之间的联系，交流退伍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对有困难的战友及家属进行帮助。那时不象现在有电脑、有网络、电子邮件、QQ什么的，靠的是书信联系，搞了半年，只有几个战友联系上。

　　偏偏这时我又遭遇人生中的一次痛苦的变故。到了90年代初，食品公司已经失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如今天还存在的“电老虎”、“水老虎”之类垄断企业的显赫地位，效益日渐下滑，最后倒闭。我也成了下岗职工。半年后，我的第一任妻子也下岗了。

　　当时我们对“下岗”这个词是很难承受的，没有工作，似乎生命已经结束了一半。

　　妻子和朋友们劝我，你是立过功的英雄，身上还到处是伤疤，这是你的本钱，别人没工作，你不应该没工作，找找人帮跑一跑，让领导再给你安排。我何尝不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为夫为父为子我都得口袋里有几个子儿呀。

　　可我又觉得正因为我是所谓的“英雄”，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没有工作吗？而且当时我对走后门、送礼求情等事是深恶痛疾的，更何况自己还是堂堂正正的三尺男子汉，做过军人的男人，向别人乞求的事坚决不干。这也许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可贵之处，又是可悲之处！

　　你不吃饭，两个孩子可要吃饭呀！我也不能跟着你当流浪汉，妻子哭着埋怨道。

　　看着乖巧的儿子和女儿，我的心里阵阵发酸，我决定试一试。以前在县里当领导的亲戚退居二线了，说话不起作用，他还是约到分管的领导吃饭。酒桌上被酒刺激得脸红脖粗的领导拍拍胸膛说，包在我身上！第二天，我的亲戚，他以前的领导去找他，清醒的他却又摆出一大堆这样那样的困难，希望我的亲戚理解，“当然，我再想想办法，争取争取。”亲戚回来告诉我，既然人家要“争取争取”，你就得“努力努力”。“现在的领导和我们那个年代的不一样了。”

　　在亲戚和朋友的“指导”下，我买了两瓶好酒、两条好烟，用黑塑料袋装好，在晚上*点钟如做小偷似的向领导家奔去。快到领导家时，看看四周，还有人在走动，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被别人看见怎么办，人家知道我来送礼，岂不有辱我的名声吗？即使没人发现，我这点东西领导能看上眼吗？左思右想，算了，烟自己抽吧，酒自己喝吧，就当过一回年。

　　妻子看见我耷拉着脑袋提着东西回来了，一下火冒三丈，“怎么这样没用！”

　　“你要我怎么办，我办不了。”我也提高了嗓门。

　　“狗屁英雄。”妻子尽拿让我生气的话刺激我。“我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