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暑假过后，我爸和我妈就要下放去海南岛劳动了。
我爸后来告诉我，当时准备把我们也带去海南岛的，是吴君慈的爸爸吴济生叔叔及朱海燕的爸爸朱毅叔叔知道以后，都私下劝我爸我妈不要把孩子带去，海南岛的条件太艰苦了。我爸妈这才把我们留下，并请奶奶继续照顾我们。临走前，我妈妈对我说：“我们走了，家里你是老大，是一家之主了。机关里每个月会从我们工资中扣一百元给你们做生活费。你要学会记账，要常给我们写信。”
没多久他们就去了海南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后来明显感到机关里的叔叔和阿姨变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会答我，现在我叫他们，他们却假装没听见不理我了。只有一个张春生叔叔经常来嘘寒问暖地关照我们，还大声叫我和弟弟们的名字，毫不顾忌，奶奶说：“张叔叔最好。”
我爸我妈走后，侨委管总务的叔叔就通知我们搬家。我们被指定搬到海棠院后面西南角一个小平房里，才十多平方米。一个双架床，我睡上铺，安弟睡下铺；奶奶和安末睡一个双人床；房子中间再放一个煤炉，家里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的床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窗后是篮球场，窗外墙下是侨委大院的煤堆，煤堆很潮湿，于是，我们的后墙就有一圈一圈的湿的黑印子。
我的脾气从此开始变得很坏。我11岁，安弟8岁，刚上小学，安末才6岁。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常到处玩，每天吃饭都要找他们回来，有时叫遍整个大院都找不到，我就到处大声喊，着急了还打他们。
冬天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那天刮着西北风，看到大院门房的墙上贴着大布告说：吴昭被划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倾，并说他们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改造。侨委有个叫小耿的通信员，从小是孤儿，没什么文化。小耿刚来侨委时才十七八岁，他天生一种怪病，经常要捡烧过的煤核吃，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被治好了。我小时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在侨委大院里兜风。小耿叔叔那时候20岁左右，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相见时，他跟我说，“哎呀，你妈妈当年在被打成右派以前，进出侨委大院都是唱着歌的。”可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妈妈脸上常常挂着悲伤的神情，再也听不到妈妈的笑声和歌声了。
那时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方脸，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欢下围棋，养盆景山水；小时候，他还教我描红，写大字。可那时他已中风了，腿也瘸了，拄着拐杖，表情木讷，很少说话。他和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舅发牢骚，说机关里的人很坏，翻脸不认人，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理人，态度很不好。但我每月还要去领生活费，我讨厌跟他们打交道。我舅舅一听就很紧张地对我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可别乱说话。如果让人家听到传出去可不得了。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你爸妈虽然犯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错误，但人家是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看的。
舅妈是个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单位的，在煤炭部。他们是给排水的工程师。不久，舅舅也经常到大庆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过了一两年，他和舅妈有了小孩以后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内蒙的乌达矿务局去了。
舅舅一家离开北京以后，我姥爷就请他的一个老棋友来照顾他，但那老先生也很老了。
侨委大院已经很少见到干部们打球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下班以后都各回各家，侨委大院显得冷清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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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1）
“阿哥阿妹情意长……”
我转学到太保街小学（现在叫做雍和宫小学），上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曹邦彦，他的样子像个军人。
曹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在育才小学的时候，我们下午两节课结束以后，作业也就差不多做完了。从来没有觉得功课有什么压力，下了课就是玩儿。可是在这里，我每天做功课都要写到半夜一两点钟，课文要抄很多遍，还要背诵。为了写得快，同学们都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作业本，很喜欢我，有一次考试交试卷，曹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彭安鸽的试卷多干净，字多漂亮，你们的卷子如果像这样，作业做不完也没关系。
因为作业经常做到很晚，我总是累得第二天起来整个人灰溜溜的。因为熬夜，有时还尿炕，所以非常压抑。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是班里拔尖的，所以曹老师对我不错，有时作业没完成，他也很少批评我，可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概见我长得漂亮，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戏弄我，老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歌“阿哥阿妹情意长……”还把我往那个女孩子身上推。这次我还手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被他们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那天刮着很大的黄沙风……
我的同桌叫郭来顺，有一天，他没有来上学。曹老师就让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着风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杂院子，打听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门口敲门，门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进门就是炕，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样子，他的妈妈、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着，被子盖到胸前。
我按照她们的指点，退出房间关好门，绕到屋后的大场院。只见郭来顺正帮着父亲在摇煤球。我对他说：“老师叫你去上学。”他爸就让他跟我回学校了……
有一个同学姓徐，长得很刚毅的样子，眼睛很大，鼻子笔挺，脸上基本没什么表情，有点凶。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我见他饭碗里只有饭，什么菜都没有，就好心问他：“你白嘴吃饭呀？”他瞪着大眼睛对我说：“我没白吃！我给钱了！”
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来越少了。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学校从外面工地拉来很多搅成乱麻一样的铁丝，断断续续地卷成一坨坨的。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钳子，把铁丝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锤子把它敲直。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敲到手指头，疼得很。过后还会留下一块紫色的疤。一段时间后，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谁家有理发推子和剪子，就可以报名去北新桥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手艺就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我买了推子和剪子之后报了名。那时候，理发店的师傅很热情，教得很认真。先从给顾客洗头学起，然后练习平稳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给顾客理发之前要先用酒精灯把推子烤一烤，进行消毒。从学理寸头开始，然后再学理分头、背头、吹风。我们给顾客理发的时候，师傅不断给我们指点和示范。 。。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2）
在太保街口，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个老头蹲在那里卖铁蚕豆，我兜里有零花钱，经常花一两分钱买一小把铁蚕豆吃。奶奶牙齿只剩几颗了，有时候，也跟我要一颗来放在嘴里含着。
我们学校离雍和宫、国子监很近。雍和宫从来都是大门紧闭，进不去的。而国子监的一部分是首都图书馆，凭学生证就能进，同学曾带我进去，在大阅览室看书、做作业。那里很大，很安静。
学校旁边有一个去污粉厂，那时的去污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碱粉做成的。
我们学校靠近城墙根儿，附近有一座监狱，当地人叫它“炮局”。我们常看到犯人们排着队，扛着铁锹由警察带着去干活。
那时候，小学的大同学有很早就结婚的，记得比我高一届的，就有一个女生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
我们班长叫刘玉兰，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眼睛很漂亮，笑起来两颊还有酒窝。她有一个学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学比较晚，所以看来比我们大一点，很丰满，也很健康。小学毕业后，刘玉兰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胡同口见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埋头拉着大板车，后边有两个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刘玉兰！”她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继续埋头拉车。她还挺着怀孕的大肚子。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1960年，我妈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被送回北京。她变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时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泪。我们三兄弟就帮她翻身、捶背、喂饭……
待她在中医医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后，就又被派到东郊的一个农场去劳改了。和在海南岛时一样，她的工作还是喂猪——煮猪食、起猪粪、打猪草……
那时，因为家里住不下，保姆就回家去了。于是我们干脆连饭都不做了，就在机关饭堂打饭吃。
有一天，我姥爷去世了。我们三兄弟跟着我妈去了姥爷家。只见姥爷换了寿衣直直地躺在一副门板上。我们轮流跪在地下铺着的垫子上，给他老人家磕了三个头。只见亲戚们忙里忙外地办着后事，他们不时地找我妈要大主意。因为我舅舅还在蒙古，回不来，于是，孝子的角色就由我妈来担当了。她让我们站在亲戚们身后看。办丧事那天，我姥爷的棺材停在后永康胡同他家的院门口。随着请来的丧葬班头的吆喝声，唢呐和锣鼓声响起，我妈号哭着跪在地上把一个大瓦盆举起，“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我家的房子很矮，我住上铺曾被煤气熏倒了一次。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提着饭盒去饭堂打饭，只觉得头晕目眩，脸煞白煞白的，走路还歪歪扭扭的。我妈因为在东北时中过煤气，还差点死了。她见我的样子，赶快让我在房子外面坐着，歇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