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人民大会堂经常举行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红卫兵各派都可以上台发表言论。对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跟那些组织也没有什么联系。王开平则不同，他经常去人民大会堂，还在学校里弄了一间小杂物房，在里面堆放各种各样的传单，还经常在里面刻蜡版。我们有时也去帮忙。据王开平说，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周恩来、陈毅以及江青、张春桥之类的当年中央###小组的首长和政府领导。1967年4月3日，有人在讲台上宣布成立“四·三”派，提出了他们的革命主张。而王开平他们这一派主张大联合，不论出身，一起复课闹革命。4月4日那天，王开平上讲台发了言，他在发言里打出了“四·四”派的招牌。后来，这“四·四”派的影响还挺大的，我们去西双版纳就是由这帮比较温和的同学组织的。
1967年春天，一个蓝天白云的早晨，我们五六个同学约好了骑车去南口爬长城。大家是念叨着毛主席诗词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句子，意气风发地上路的。
那时中国高等级的公路还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战备公路，很宽，路两边种着高大的白杨树，公路上可以跑汽车也允许跑马车。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的大马车有不少是套着两三匹高头大洋马的。那些大洋马像杂技团里的一样，走起来昂首挺胸，四个像饭盆大的蹄子前后翻飞，喀喀作响，可帅了。我背着相机，身后还挎了一支气枪，骑着跟了我五六年的飞鸽牌。路上车少的时候我就大撒把，两手腾出来吹笛子，那烤蓝色的飞鸽牌自行车就像长在我腿上一样。就这样我一路吹着笛子，骑行了好几十公里，来到南口山脚下。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8）
我们爬山时已是下午，塞北的风沙迎面吹来，而且越刮越大，车也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车往上爬。爬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八达岭长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知道我们究竟离长城还有多远，最后，还是没有爬上长城就下来了。看来我们就不是当好汉的料。下山途中，我们找到我的初中同学陈国俊上学的铁路中专学校，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了一晚。与陈国俊久别重逢，他告诉我，他是学电气机车的，正在等分配。中国只有宝成铁路有一段电气化铁路。他在“大串联”的时候去看过。那里已经“积累”了大批大学生和中专生“人才”，他们都无所事事，整天拿着根长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视，把电线上结的冰柱子给捅下来。他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1967年，各种各样的热闹我已经看腻了，开始迷上冲洗照片。我到旧货商店里掏来凸透镜、铁管和木板，用家里的一个破暖瓶的铁壳攒了一个放大机；又到东四大街的照相馆买相纸的边角料，那里还有像到商店打酱油一样论斤卖的显影药和定影药。没有放大镜头，我就把相机后盖打开，把快门用橡皮筋固定在B门，然后把相机固定在放大机上，就可以把照相机的镜头当作放大镜头用了。就这样，我在家里放大在大串联时照的相片和我们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个好习惯，我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个布袋子里保存着。由于北京的气候干燥，底片都没有发霉。我把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几乎都挑着放了一遍。我是随时准备可能分配工作或者去当兵，将要离开家，远走高飞了，身边得带上一本我家的相册。
自己能放相了以后，我照相的瘾头更大了。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我们班在天安门前排好队以后，带队的军代表见我带着照相机，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离，对好了光圈和速度，紧张地等待着。终于，迎宾的车队来了，同学们都挥舞起了两国的小国旗。有节奏地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怕旁边同学的小旗挡了我的镜头，于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从镜头里瞄到天安门广场中间的国旗正好在背景里，在贵宾的车经过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只觉得，在那一瞬间，离我最近的周恩来总理还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我挥动了一下。我拍了一张以后，就下意识地跟着车飞跑起来，想再接着拍。只听得身后有人大吼一声：“站住！”我吓得立即停住了脚步。但手中还是不停地对着总理的背影又拍了两张。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后，拿给同学和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看，大家都说我的照片比新华社记者拍得棒。有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把那头版头条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9）
后来，我还在“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拍了放礼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认为是个当摄影记者的料，没想到12年以后，我还真的当上了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不过，我12年后的摄影观念与当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大约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选当了班里“复课闹革命”的领导成员。其实，我只是帮着跑跑龙套。
我们组织过对原班主任的批判会。我们高三的同学已经20岁了，不会像低年级同学那样动粗。虽然我们开会前还仔细准备了提纲，但是，会还是开得时断时续。冷场时，有同学猛敲惊堂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有一个叫刘建南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长得最帅的，高鼻梁、大眼睛、白皮肤，像个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师。“###”前，他每次到我家，一进门，见我父亲就是一个直角的大鞠躬，大声叫：“伯父好！”然后又对着我母亲一个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里，我们都管长辈叫叔叔阿姨的，我妈就说，“哎呀，这孩子真懂礼貌。”我们俩还一起练过双杠、单杠和在沙坑里练前空翻。有一次，我还被摔成了“椎间盘突出”，是我们班长侯红军找到一个酱油厂的工人免费帮我捏好的。刘建南有个绝招——吹口哨，苏联歌曲吹得特别好听。他吹口哨时嘴不动，有一次我们上公共汽车，他吹起了口哨，车上的人都不知是从谁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大家东张西望地寻找声源，他仍得意洋洋地吹。
可能是大家看刘建南比较自由化一点，还是他惹了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班里开了一次“帮助”他的会。这天大家用课桌围成一圈，刘建南坐在中间，说着说着他把椅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嘴里蹦出一句：“×，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批判会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当大家开始找工作了，同学们互相告别时，大家不无感触地说：“还是刘建南说得对，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如今又过了40年，我更觉得世间没有一个大傻B，就像世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样。当然也有人不时犯傻，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权力过剩、金钱过剩的过儿。
在地坛学拳练剑
虽然我妈是“摘帽右派”，我爸也因“右倾”被降职使用，而且他们翻案的大字报就堂堂正正地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的墙上，但在“###”时不论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悠闲平静的。没事时，我就在家里吹笛子，吹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最喜欢吹的是《长征组歌》。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0）
印象中我们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一般不参与大人们（哪怕是爹妈们）之间的###。我们60号大院里的男孩子算起来有20多个，小的才七八岁，就我最大。比我大的都是大学生或者有工作单位了。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整天都无所事事，就寻思着哪里有好玩的。一天，叶德阳说地坛有一个姓马的老师傅正在收徒弟、教武术。我们一大帮孩子听了很感兴趣，我马上决定带着大点的孩子去地坛见见这个马老先生。
我们一帮人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坛，请马老师收我们为徒弟。结果我们七八个比较大的孩子都报了名，学费是每人每月一元。
那时地坛有很多场子，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有练太极拳的，也有练长拳的，还有舞剑的，但是经政府注册可以收费授徒的场子并不多。马老师的场子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后来听说他原本是国民党南京监狱的典狱长，是太极拳界有名的拳师。
马老师叫马月清，约有六七十岁，身材高大，对学生很和气，很懂得因材施教。安弟那时身体不太好，马老师就教他练太极拳，而我已经有很好的武术功底，马老师就教我学一路查拳、二路查拳，一共学了四路查拳。每天早上和下午我们要去两次，一开始练踢腿、下腰、压腿、走台步、打旋风脚，然后学拳。马老师比我当年跟的陈子江老师教学的进度快，但现在想来，跟陈老师学的八极拳基本功很扎实。而马老师是按体委教材教的，主要在于活动筋骨，练习功架。没想到这些工夫却为我后来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打下了基础。
我学了几套查拳之后，马老师又教我舞剑。不久，我的剑就舞得像模像样了，把那长长的剑穗舞得上下翻飞。后来马老师又教我练棍，我就去土产商店买了一根白蜡树干做的木棍，白蜡棍齐眉高，直径有一寸左右。没过多久，我就能把棍舞得嗡嗡响。后来安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在，马老师教训其他弟子说：“你看人家安哥，在地坛东头打旋风脚，地坛西头都能听得见！”应该说，在马老师的众多新老弟子中，我是很受他老人家器重的。
马老师的场子就这样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马老师说有一个从南方来的拳师，要跟他学两招。“学两招”在行内就是江湖上所谓“比武”或“踢场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