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我至今难忘。
安弟去西双版纳农垦局到北京招工的地方报了名，我认识东风农场来招工的人，顺利地把安弟招去了。临走，我妈还埋怨我没有把安末也带去，哥儿仨在一起也好相互照应。可是，那时安末已经回东北了。
安弟本来是个初三刚毕业的愣小子，没想到我离京才一年，他已经长得很帅了，身材也高了、壮了。我妈说：“你看安弟这一年长的，眉棱子和鼻梁子都鼓起来了，肩膀也宽了，像个大人了。”那时，他跟我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到前哨六队后的第二天早上，安弟先起床，他站在门口刷牙洗脸时，有个婆娘对着他看了又看，说：“彭振戈你怎么变样子了？”安弟说：“我不是彭振戈，我是他弟弟——彭安弟。”一群婆娘围着我们边看边笑。
安弟“###”中曾在北京学过拳击，他经常在下工后教队里几个跟他一批来的北京知青练拳击。
队长缴了我的枪
在我探亲的这个月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队里的人告诉我，“九大”不仅把刘少奇定为头号走资派，还批判了刘少奇制定的“礼貌边防”的政策。于是在金三角的中缅边境线上，边防部队全线出击20公里，突袭国民党“残匪”——王宝军。这“残匪”在境外骚扰得很厉害，据说我们55个北京知青刚到西双版纳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名单，要绑架我们。这次的全线出击，端了“残匪”的许多老窝，我们大勐龙的边防部队还打死了一个团长级的“残匪”，大获全胜。庆功会上老百姓杀猪宰羊，边境的爱尼村寨还把“残匪”头头的首级给挂在竹竿上，农场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们大勐龙边防部队也牺牲了两个司务长，其中一个还是以前我们在疆锋五队时去大勐龙参加军民联欢会时认识的。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0）
不久，农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会小会，领导讲话的时候，都不点名地批判我们“路线觉悟不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小素，她家和云南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辅仁家是老朋友。于是，她在回家探亲路过昆明时，就住在谭辅仁家里向他告状。讲下面基层搞“站队划线”，搞武斗、打“落水狗”的情况。可是，李小素没过多久就被调去当兵了，而云南派性斗争的情况仍然愈演愈烈。后来，谭辅仁夫妇在军区大院他们住的小楼里被一位手持双枪的军区的保卫干事暗杀了。那个保卫干事在逃跑过程中又打死了两名战士，然后开枪自杀了。
有一天，生产队长把我的枪收走了，说是上面的意思。我当时很激动，当即给总场革委会副主任李秀奇写了一封信，说我来边疆是来建设、保卫边疆的，把枪收走我不服气。后来李秀奇在全分场大会上说：“有的人被收了枪还不服气。像你这样的人，路线觉悟不高，将来枪口对准谁也不知道……”这让我精神变得更紧张，压力更大了。此后。我们队里以前经常打闹嬉戏的氛围没有了，老工人和我们互相串门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来了之后，我们在山上挖梯田种橡胶，劳动强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摆子了，发烧到41至42度。打摆子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后，就年年都会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队长请假，要送我去分场医务所，队长不批，他就气呼呼地跑回来。熬到下工后，才由王惠民给我扎针，吃退烧药。
晚上，我披着大棉袄就去开会。会场在生产队中间的篮球场上，场边的房檐下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着，队长像每天一样地站在灯下训话。他婆婆妈妈地讲了一通，从生产到政治运动的形势。然后话锋一转，不点名地批评说：北京来的知青路线觉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听越气，等他讲完了，就披着大棉袄站起来，往灯下走去，我说：“我也讲两句。”这时，不论是老退伍兵、老婆娘，还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着小凳子向我围过来，然后安静地听我讲。我说：“凭什么说我路线不高？连我的枪也要收？打摆子也不许去医院？……”我讲完就走回去，坐下了。这下队长可气坏了，他语无伦次地对着大家说：“你们怎么这样？我讲话的时候，你们就散得满篮球场到处是，彭振戈讲的时候你们就都坐过来了。这是什么立场！……”那晚上的会不欢而散了，但我在昏暗的灯光里感觉到，有好多人在背转身回屋的时候，忍不住地在偷笑呢。
晚上王惠民给我吃了药，我就睡了。第二天我起得晚，等我起来刷牙时，只见队长蹲在我们屋对面的墙角，几个退伍兵的婆娘们围在一旁指手画脚地笑话他。听说是队长他老婆不让他进门，不给他吃饭。看他那样子怪可怜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1）
那天上午，队长安排安弟和王惠民送我去分场医院住院了。
孤身夜漂，深潭遇险
为了给即将来到的上海知青们建新连队，我们前哨六队派了20多名壮劳力，过勐龙河往西进原始森林去砍竹子、建房子。傣家人从来都很好客，我们住进当地老傣族家。我们在他们客厅的火膛边支起蚊帐，支锅开饭，一住近一个月，也没给他们钱，但他们的态度从来都是很好的。
建新连队，先就要开沟、挖渠、平整地基，还要砍木材和竹子建新房。房子都是用木头做柱子和房梁的，墙是用竹子劈成竹笆围的，屋顶是向老傣族买来用茅草编的草排搭盖起来的。茅草房里的床和桌子都是用竹子作的。
要去深山砍竹子了，我们20多个人集中起来，大概4点来钟，天不亮就出发了。
沿着山边小道钻过原始森林，从架在两棵大榕树上的竹桥过了河，便开始爬山。天刚蒙蒙亮就看到山上茂密的灌木中有一条小路，有老工人提醒大家不要走散，因为老百姓在山上放了许多捕野兽的弹簧夹子，怕我们误撞进陷阱。我们一路闷头走，直走到山顶，太阳才出来。这时我们来到了一个爱尼人寨子，爱尼人家是很简陋的竹房子，里面的家当就只有几条毯子、火塘上支个铁架子而已。他们不会说汉话，有老工人用傣话向他们问路。
从山顶往下望，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很清，树林很密，林中飘着白色的雾气。直到下山后，天才完全亮了起来，我们发现草丛中散布着许多捕鸟的夹子。
走到谷底，前面是一条滔滔的河，有20来米宽，水很清，可以见到河底美丽的卵石，河两边有很窄的河滩。我们沿河滩踏着卵石走，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直到中午，我们才见到一片竹林。于是，我们赶紧把饭团拿出来吃了，再喝几口水，就开始分散开往山里走。竹林很是茂密，但竹子却不够粗，我们就各自去找粗的竹子砍。那时候，大家因派性争斗，已很少互相关照了，再加上每人要赶在天黑以前砍20根竹子，捆绑成竹筏，然后沿河划回驻地，时间很紧。
冯黎明是1965年从重庆来的“老四川”知青，年龄比我还小两岁，个子不高，长得很帅。还有一个爱尼小伙子，他们两人不论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小，我们都不熟悉这种活儿，我们钻进一片竹林，便没有条理地乱砍，半天都理不出个头绪来。那些竹子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拉也拉不出来。他们两人勉强拉出10来根竹子到了河岸边，编了一只很小的竹筏。我自己砍了20根竹子，手已经起了泡。绑竹筏要用藤子或敲扁的竹枝子，可我的技术不行，费了好长时间也没绑好。这时暮色已经向我们包围过来，其他人全都划着竹筏子走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见天快黑了，就让冯黎明他们坐竹筏先走，我将自己的竹筏绑好，随后再跟上。当我出发时，天已黑了，天空浮着回光返照的几丝彩云。我摸着黑，手里拿着根竹竿把竹筏顺河划下去。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2）
天很快全黑了，也没有月亮，眼睛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借着星光隐隐约约还能看得见周围的情况，便估摸着向下划。突然，一个黑压压的东西迎面扑了过来，把我撞进了河里，我起身伸手摸去，原来是架在河上的一棵大树干。我跳上树干，再纵身跳到正从树干下漂过去的竹筏尾部，继续往前漂。
到了水急的地方，竹筏突然撞在了河中心的一块大卵石上，筏尾便被激流冲得倒转了过来，我被向前甩出去飞进了河里，正要翻身起来，又被迎面冲下来的竹筏撞在胸口上。人在危急关头会力大无比，我从河中挣扎站起来，把竹筏的一头抬起来、顺过去、跳上去再走。河水越来越平静，河面好像越来越宽了，再往前面，就没有声音了，竹筏好像也不再往前走了，就在河上漂着，只觉得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用竹竿探着、探着，探到了石壁，原来是钻进一个石洞里了。那洞不深，下面是个深潭，我鼓足勇气跳下深潭，抱住竹筏的头，用蛙式仰泳拼命把竹筏拉了出来。
出了潭洞，继续顺流往前漂，视觉只能隐约看见两边黑压压的山，天上偶尔有星星闪烁，漂过很长一段有急有缓的河流……忽然前面传来哗哗的水声，水声越来越大，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到了跟前才发觉是个宽阔的瀑布，这时我的筏子头突然一沉往下冲去，我也倒头冲了下去，幸好瀑布才只有两米左右高。我从水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只见筏子头戳进了河床底，尾巴却高高地翘在瀑布上。我顶着汹涌的水墙潜进河底奋力把筏子从河底拔起来，顺势把筏子尾巴从瀑布上拉下来，又用自由式追上了顺流而下的筏子。
前面又是很长的河流。在一面山崖前河道急转，我像坐滑梯一样冲下一个大坡，只听见竹筏擦着河底的卵石轰轰隆隆地响，我躺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