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又是很长的河流。在一面山崖前河道急转，我像坐滑梯一样冲下一个大坡，只听见竹筏擦着河底的卵石轰轰隆隆地响，我躺卧在竹筏上双手向后撑着，浑身被竹筏颠簸得剧烈地颤抖着。就这样滑行了将近有50米，河流又是一个急转弯，竹筏再次掉了头，我又被甩进了河里。只见那竹筏被急流飞快地冲向远处的岸边。岸上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根裸露在外，像个巨爪扎进河中。筏子在再次掉头后，筏尾已散了，要命的是，它###了树根里，这里水流又急，怎样也拖不出来了。我手里拿着砍刀，向树根用力地乱砍一气，又把竹筏往外拖。可是在逆流中，任凭我怎么使劲，那竹筏就是纹丝不动。
我在水里歇了一会，回头往身旁的岸上一瞧，冷不防竟然见到岸上有很多幽幽的绿光，离我的胸前那么近，一闪一闪的，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脚下踩在河底的卵石里，身子卡在散开的竹筏和树根中间，被身后的激流冲得动弹不得。于是我壮着胆子伸手往岸上抓了一把，凑到眼前一看，发现竟是一片片的树叶，原来那绿光是森林里###的树叶发出的磷光。尽管知道是树叶，我却不敢再往回看了，筏子也不顾了，把砍刀取出来，挣扎着从激流中游上对岸的河滩，对着满天星光声嘶力竭地喊：“冯黎明——”我边走边无助地喊着，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终于有人回答：“哎——鸽子。”“冯——黎——明”，“鸽——子”。我朝他喊我声音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边爬边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3）
山上有许多荆棘，荆棘上长着刺，半人高的荆棘钩住我的腿，越挣扎越多，往左走也钩，往右走也钩，腿被钩住了，衣服也被钩住了，最后连我握着砍刀的胳膊也被钩住了，浑身上下都动不了了。听声音冯黎明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就大声对他说我走不动了，被钩住了。这时我们班长陆位邦打着手电筒也从山上过来了，他是吃完晚饭后，见我们还没回去便出来寻找。
老陆和冯黎明拿砍刀砍开我周围的荆棘才把我拉出来。我爬上路来，回头望去才发现这小路离刚才被荆棘缠住的地方也才二三十米远。冯黎明告诉我，他们的筏子也早就散了，他们也是刚刚才摸上小路的。我们回到寨子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又累又饿，老班长就把糯米饭团和剩菜在火塘上热了给我们吃。老陆个子高大，为人厚道，不知为什么，上边把他也划成了“炮派”，使他一直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回去找昨天丢下的竹筏。等把竹子拖回来，我们就开始在寨子附近劈竹笆，搭房子了。
原始森林里撑排放歌
过了两三天，又要进山了，这次我们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大竹林，所以起得比上次更早了。
过了爱尼人寨子，我们又向前翻过一座山梁才下到河滩，两岸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有许多巨藤在林间盘绕，还见到一条绿色的竹叶青蛇从树上飚过去，河水清澈无比。
转过山崖，突然，眼前豁然开朗，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河谷，两岸山坡上有大片的竹林，粗的竹子根部直径都有二三十公分，有的竹子已经老得发黄了，有的东倒西歪地叉在一起。这人迹罕至的原始竹林足有上百亩，十分壮观。大家惊呆了，然后不约而同地欢呼着、叫喊着各自冲进竹海。
这次我先观察竹子上边的枝叶是否盘结在一起，免得下边砍断了，竹子却拉不下来。我砍了大概有十几根大竹子，将它们拖下河滩，然后坐下来就着河水，把带来的饭团吃了。吃饱喝足之后，再开始捆绑竹筏：先把竹子的一头一尾都打好眼，用一根敲扁的竹枝将一排竹子穿起来，上下各一排；然后把竹枝搅在一起固定后，再将竹尾串好，压紧绑实。一个五米来长，一米来宽的大竹筏就绑好了。
由于，这片竹林的竹子多，又好砍，所以大家都很快地扎起了竹筏，陆续下水上路了。
大白天就往回走真的很开心，我随口唱起《乌苏里船歌》和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当遇到激流时，我站在竹筏上，撑着竹竿，左点一下，右点一下，把握着筏子的方向。悠悠地穿过石滩，自我感觉潇洒极了。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当筏子撞到礁石，我飞进河里，又被筏子重重地撞在我胸口上……虽然狼狈不堪，但我重新跳上去之后，站个骑马蹲裆式，左一撑，右一点地向前冲去，很快就把别人的筏子甩到后边。不久，又遇到那棵横架在河上的大树，我先纵身跃上树干，等筏子从树下漂过后，再跳回筏子继续前行。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4）
终于看到我上次撞进去的大石洞了，原来它是河道转弯时由激流长期冲刷在崖壁上掏出的石洞。我提早用竹竿撑住河底把筏头转往主航道，很顺利就过去了。而当竹筏要过瀑布时，我在筏子就要跌下瀑布的瞬间先跳了下去，等我从水中浮起，我的筏子也顺利地漂下来了，我翻身上筏顺流直下……下到那个滑梯式的大斜坡时，我是站在筏子上面任凭筏底蹭着石头，颠簸着哗啦哗啦响，滑行50多米仍“岿然不动”。
河流转弯时我又看到那棵狰狞的老树了，树下的那些老树叶，在白天看都是些很普通的叶子。这次我有了经验，没有让竹筏冲进那树根里。还有几里地就快到寨子了，河面很平静，我开心地站在竹筏上面唱歌，感觉太爽了。这次我是第一个回到寨子的。
10多天的时间，我们盖了20多间竹房，终于可以放假归队了。寨子离我的同学王开平他们住的地方比较近，我想去看看他，所以，当晚我一个人仍住在寨子里。我点着灯，看着《反杜林论》，很快就睡着了。半夜，我被疼醒了，原来我的手指上的擦伤在水里泡过后，被细菌感染，肿起了好大的一个疮，疼得我在竹笆地上滚来滚去。后来我干脆坐起来，抱着手坐到了天亮。第二天，到总场医院，医生给我的手敷药包扎起来。后来，在与同学相聚的时候，林力在帮我换药的时候，发现我手指疮里的脓已经烂出来了，她一捏就从我手指里掐出一个毛毛虫似的脓条，脓被挤出来后，我的手指就没有那么疼了。
听说后来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条河砍竹子，他们两个人撑一个筏子。由于当时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黄的浊的，筏子冲得特快，又常碰到岸边的石头。有一个坐后面的知青双手扶着筏子两边掌握平衡，只觉得河边的石头蹭了他的手一下，可当他抬手一看，手指头已经少了一个……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5）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