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有人提出：“这支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同现在新中国成立的时代不同，是否要改一下。”郭沫若赞成这个意见，说：“歌词修改一下好些。”但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却坚决地表示“不要修改，因为这支歌是历史性产物，要保持它的完整性。”《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发言：“这支歌曲子很好，歌词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新的歌词了。”是否改歌词，会上讨论非常热烈。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9）
周恩来说：“我看，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动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最后毛主席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会议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掌声过后，周恩来提议大家齐唱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嘹亮、激昂的歌声随着周恩来的有力指挥，在古朴宁静的丰泽园中回响。这是一个爱国激情升到高峰的时刻，全体起立情不自禁地击掌和拍，许多人热泪盈眶。
专心做记录的彭光涵亦激动万分，停下笔起立，同大家一起昂首高歌，沉浸在欢乐之中。他深深感到自己能为这次会议服务是十分荣幸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小范围会议上真切地听到毛主席讲话。
会后，周恩来的秘书通知彭光涵，把会议记录整理好，明天由彭在政协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传达。当晚，彭立即把记录整理好，但又担心有遗漏，第二天一早去找几位参加过座谈会的人核对记录，补充和修改。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作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展旗的人中，其一是彭光涵，展现的旗就是在前门大栅栏做的。大会还对国旗的名称作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称“五星红旗”。
最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以举手和热烈的掌声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国旗方案通过之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这星对那星”弄不清楚，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便能方便地制作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写了制旗方法，并在座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小组改写后的国旗含义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楚后急送周恩来审批。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30日，彭光涵同筹备会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旗杆的升旗装置。开国大典的升旗是电动的，按钮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由毛主席按动升旗。考虑到当时的技术还不很成熟，担心电动装置发生故障而影响大局，故又多安装了手动升降装置。彭光涵等人对两种装置都做了多次试验，运转正常。他们还做了出现故障时紧急人工安排，责任落实到人。检查结束后，彭向周恩来的秘书做了汇报。
1949年10月1日，风和日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下午###，彭光涵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东侧靠中路的观礼台上观礼。亲眼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升起……
开国大典后，北京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正在到处物色自己的部下，我妈是蒙古族人，内蒙古负责人乌兰夫希望我父母去内蒙古。这时，我爸在中南海遇到负责侨务和###工作的连贯同志，他曾和廖承志把我爸等一批南洋归侨安排到抗日前线加入八路军、新四军。连贯希望我爸做侨务工作，于是我爸妈就都留在了北京。我爸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我妈进入铁道部工作。那时我家也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1）
“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要一百年！”
1947年我出生在大连。我妈说：“那时候大连是苏军的驻地。我们在那里等船，奉派去香港从事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工作。为了不耽误行程，我希望你快点生出来。于是就跳着下楼梯。后来被医院的医生发现了，把我批评了一顿。你出生以后，我们就把你送给了当地一家好人家儿。他们没有孩子，可喜欢你了。后来从大连去香港的船都被封锁了（那年台湾发生了‘2·28事件’，台湾海峡被封锁了）。我们去不了香港了，就又去找那家人把你要回来。两家人哭得好伤心呀！”
“后来我发现带你的一个保姆有肺结核病，给了她一些钱把她辞了。你也发烧了，染上了肺结核病，那时候，青霉素很难找，好不容易你的病灶才钙化了。”（我现在的X光胸透片上还能看到那钙化点。）
“在大连等船的时候，我常抱着你在操场边看红军战士们出操。操练完以后，他们排着队唱歌。苏联人的嗓子真好，他们唱歌是分几个声部的，那和声好听极了。你在我怀里学着红军的军官指挥的动作打拍子。那些红军战士看见你有模有样，拍子还挺准，都笑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几个月大，看来我后来的艺术细胞确实是有先兆的。
我出生之后，医院要登记名字，我妈是蒙古人，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她觉得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姓很封建，但是起什么名字都觉得不好，有一次喂奶时候，我发出“A—KO，A—KO”的声音，于是，我的父母就决定给我取名安哥，医院说没有姓不行，我妈说要个姓干什么？但后来医院还是给我加了个姓，就叫彭安哥。
按老人说，人在三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我躺在托儿所的小床里，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觉。我睡不着，睁着眼想妈妈，想爸爸，看着窗外一面暗红色的、斑驳的墙，墙上是残破的黄色琉璃瓦，瓦缝里长出许多带穗的草，随风揺摆，窗外不时传来乌鸦（北京话叫“老鸹”）凄唳的叫声。我抹一抹眼泪，一睁眼，见眼珠的前面有一个透明的虫子，动也不动地滑下去，我再揉一揉眼睛，那只虫子没有了，又有了另一只虫子滑下来，我还发现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光柱里漂游着许多细细的颗粒和毛毛，我想，我眼睛里的虫虫大概就是这样的毛毛……我仍然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斑驳的红墙，墙皮剥落的形状好像是一只怪兽，张着血盆大口，它慢慢地又变成一条龙，像琉璃瓦瓦当上浮雕着的那条一样……
我在托儿所学的歌，印象最深的就是《小鸽子》，我至今仍能哼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苏联去。见到斯大林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得胜利……”1953年的一天，托儿所的小朋友都集中在操场上排好队。所长阿姨沉痛地告诉大家：“苏联共产党的主席，伟大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接着，托儿所阿姨们给每个小朋友的左臂戴上了黑箍。这时，已有许多阿姨和小朋友哭了。后来，就举行了降半旗、向斯大林像三鞠躬、默哀…… 。。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2）
我那时上的托儿所叫中山公园幼儿园，对，就是天安门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中山公园。托儿所门廊外是一片古柏林；透过粗大的树干可以望见故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城墙，以及城墙下的柳树和护城河。星期天，我爸和我妈曾带我们在护城河里划船，还在公园里照相。我爸在按快门之前总要对我们说：“乐一个！”于是，我就笑一笑。他们还曾带我去政协礼堂去看演出。我记得在演出开始之前，大家要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和《国歌》。节目里有许多苏联歌曲，有雄壮的，有抒情的，有些歌曲我现在还会哼呢。节目里还有京剧，咿咿呀呀地，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只记得马连良戴着胡须，穿着古代的黄色大褂儿，单腿跪地，双手向前，浑身颤抖着，边唱边往前移动……叔叔阿姨们叫着好，热烈地鼓掌。
前些年我回北京探亲时曾带着老婆孩子去看过我的幼儿园，它现在的名字叫“北京市第三幼儿园”。当时是假日，我告诉门房，我曾是这幼儿园的小朋友，于是他准许我进去看看。物是人非，那座镶有木地板，还有舞台的大礼堂，现在看来，其实很小。我向门房打听当年的小朋友：小龙和北北还有小郭阿姨……他都是听得一头雾水。记得小龙很淘气，有一次我不小心用玩具木耙子把他的头打破了，他哭了，我也很害怕。北北是个很豪爽的胖丫头。我妈曾对我的知青女同学说：“有一次，我去托儿所去接安哥，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有个叫‘北北’的小女孩儿追出来，搂着安哥的脖子说：‘彭安哥，你真美丽，我真喜欢你！’”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小郭阿姨梳着两条大长辫子，很苗条，很漂亮，心地很好。我和弟弟都喜欢她。我妈曾打算把她介绍给我舅舅。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上大学。
我的大弟弟是1950年1月出生的，他的名字叫彭安弟。他和我在一个托儿所。“###”时，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时候，经常有农场的女同学来家里串门。我妈妈总爱给她们讲安哥和安弟小时候的故事。她说：“安